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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 八十年代   

2013-08-04 13:5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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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进行交锋;大开大阖:改革开放,是为大开;体制收紧,是为大阖。 八十年代的“好”在于“每天都有好消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九十年代的“好”在于要机会有机会;新世纪的好在于要钱有钱。八十年代的好是“精神头”好,九十年代的好是“头脑”好,新世纪的好是“老人头”好。 对八十年代的追忆不仅仅是一个“情结”,而且是着力要寻找到的精神力量。没有一个词能截然概括这种力量,但是,它确实使一代人觉得自己被一个时代轰然打开了。在后来的时间里,这种效用再也没有发生过。 八十年代,也许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它存在着许多不足,遭受许多误读,也带给许多人很多痛苦和伤害,想逃离这个时代。但它的确是个“大时代”,价值观很多元、很有朝气,不像如今价值观单一,人人奔着钱去。现在的时代变化也很快,但都不及八十年代“只争朝夕”的劲儿。现在的变是物质的巨变,当时的变是思想的裂变。现在的变是有形的变,当时的变是无形的变。现在的变是每况愈下,当时的变是蒸蒸日上。 八十年代能否成为“上行社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源动力?重提八十年代是否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时代与它的潜在影响?最能够接续百年来历史流变的时代中,八十年代居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有一个学者说:“甚至可以开一门八十年代学,八十年代的清点工作远未结束,才刚刚开始。” 媒体人陈虻有句名言:“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也许某一天,有一个人会这样给八十年代写一封信:我从八十年代走来,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流着八十年代的血液,我的魂魄系于八十年代……离开八十年代的故乡,我们开始流浪,可是我们累了,知道哪里是方向,却总是隔着透明的窗。

潮进行交锋;大开大阖:改革开放,是为大开;体制收紧,是为大阖。 八十年代的“好”在于“每天都有好消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九十年代的“好”在于要机会有机会;新世纪的好在于要钱有钱。八十年代的好是“精神头”好,九十年代的好是“头脑”好,新世纪的好是“老人头”好。 对八十年代的追忆不仅仅是一个“情结”,而且是着力要寻找到的精神力量。没有一个词能截然概括这种力量,但是,它确实使一代人觉得自己被一个时代轰然打开了。在后来的时间里,这种效用再也没有发生过。 八十年代,也许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它存在着许多不足,遭受许多误读,也带给许多人很多痛苦和伤害,想逃离这个时代。但它的确是个“大时代”,价值观很多元、很有朝气,不像如今价值观单一,人人奔着钱去。现在的时代变化也很快,但都不及八十年代“只争朝夕”的劲儿。现在的变是物质的巨变,当时的变是思想的裂变。现在的变是有形的变,当时的变是无形的变。现在的变是每况愈下,当时的变是蒸蒸日上。 八十年代能否成为“上行社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源动力?重提八十年代是否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时代与它的潜在影响?最能够接续百年来历史流变的时代中,八十年代居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有一个学者说:“甚至可以开一门八十年代学,八十年代的清点工作远未结束,才刚刚开始。” 媒体人陈虻有句名言:“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也许某一天,有一个人会这样给八十年代写一封信:我从八十年代走来,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流着八十年代的血液,我的魂魄系于八十年代……离开八十年代的故乡,我们开始流浪,可是我们累了,知道哪里是方向,却总是隔着透明的窗。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北岛

 

 

我的故乡在 八十年代 - 新周刊 - 新周刊潮进行交锋;大开大阖:改革开放,是为大开;体制收紧,是为大阖。 八十年代的“好”在于“每天都有好消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九十年代的“好”在于要机会有机会;新世纪的好在于要钱有钱。八十年代的好是“精神头”好,九十年代的好是“头脑”好,新世纪的好是“老人头”好。 对八十年代的追忆不仅仅是一个“情结”,而且是着力要寻找到的精神力量。没有一个词能截然概括这种力量,但是,它确实使一代人觉得自己被一个时代轰然打开了。在后来的时间里,这种效用再也没有发生过。 八十年代,也许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它存在着许多不足,遭受许多误读,也带给许多人很多痛苦和伤害,想逃离这个时代。但它的确是个“大时代”,价值观很多元、很有朝气,不像如今价值观单一,人人奔着钱去。现在的时代变化也很快,但都不及八十年代“只争朝夕”的劲儿。现在的变是物质的巨变,当时的变是思想的裂变。现在的变是有形的变,当时的变是无形的变。现在的变是每况愈下,当时的变是蒸蒸日上。 八十年代能否成为“上行社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源动力?重提八十年代是否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时代与它的潜在影响?最能够接续百年来历史流变的时代中,八十年代居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有一个学者说:“甚至可以开一门八十年代学,八十年代的清点工作远未结束,才刚刚开始。” 媒体人陈虻有句名言:“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也许某一天,有一个人会这样给八十年代写一封信:我从八十年代走来,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流着八十年代的血液,我的魂魄系于八十年代……离开八十年代的故乡,我们开始流浪,可是我们累了,知道哪里是方向,却总是隔着透明的窗。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


机后的2013。 一代人灵魂的高度止步于八十年代,再也没有进化与发展。 这既有其外部环境、思潮的制约,也有其内在的主观因素在作祟。“悲观情绪”笼罩着当初的奋进者,而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红利中,大多数当初的失意者又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成为中国巨舰“合谋”的一部分。痛苦的回忆在于:虽然灵魂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之中,身体却已不可遏制地越漂越远。理想号变成了欲望号,欲望号变成了和谐号。 当年,萨特红极一时的理论“自我选择”,第一次将中国人从“集体主义”中解救出来,回归到“原子个体”,重新擎起“个人主义”的大旗。《存在与虚无》是八十年代的“红宝书”,它的引用在那个时代超过了《毛选》。此时,崔健也替中国人第一次喊出了“苦闷”和“宣泄”。整个八十年代的乐章,可以说序曲是《一无所有》,尾声是《最后一枪》。 八十年代戛然而止。 自此,泾渭分明。要前途还是要真理,成为摆在少数人面前痛苦的抉择。大多数人,正如刘索拉在中国当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中所说的:“你别无选择。”精英群体星散,一部分由士而商,一部分赴海外寻求发展,一部分人在巨大的失意中徘徊,一部分人隐遁。 现在看来,当时的纪录片《河殇》所引起的震动是多么的可笑,稚子们的心声,缀连在中国文化母体的长河中,滚烫的词语和激情四溢的文气掩盖了学识上的粗糙,成为一代人寻求心灵突围的符号性作品。那时,鲜活灵动的魂未断,每个人都自觉地将自己归类于“中国”这个词根下,吸收东西方文化,希翼把自己贡献出来。 但八十年代的精气神,到九十年代散开了,一方面市场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稀释得无影无踪。在新世纪后,一切围绕着现实考量,发财致富成功学,追求“牛逼、刺激”(郑也夫语)成为个人价值的最高实现。 八十年代的宏大命题,几乎是一代人的口头禅,信奉知识改变命运,然后呢?个人的命运确乎得到改善,国家的命运依然在惯性中滑行。《中国合伙人》的电影重现了八十年代的学习热、九十年代的出国热、新千年后的崛起热。但是,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即他们本质是中国这个母体的散伙人而不是合伙人,他们赚到了钱,却可能只有一张暂住证或绿卡。他们与中国命运的关联仅仅是人民币,而不是人民。他们对“中国”这样一个词根的理解,仅仅是“中国”是个庞大的超级市场,而不是“中国”是原乡。原因和逻辑都很简单,他们笃信:自己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魂断八十年代,异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纪。现在,该进入反思的时间了。 我从八十年代走来,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有着八十年代的记忆和魂魄。我是“八十年代下的蛋”。 八十年代的短缺经济正在接近尾声,计划经济开始了某种形式的松动。生活方式在年轻人那里首先得到了召唤和响应。“一无所有”之后,是不断地解禁,诗歌、文学、音乐全面复苏,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82届毕业生踏入了社会,开始贡献心力、实现自我。读书无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得学术、文艺和实业纷纷繁荣。一个开明的、离民主最近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有人总结说,八十年代是“大起大落、大红大紫、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八十年代,思想文艺最盛,是一座高峰,九十年代迅速衰减;大红大紫: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大红路线,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魂”在八十年代,“头脑”在九十年代,“身体”在新世纪,这是中国人的“三段论”。八十年代回不去了,正因为回不去,才越发地想“家”。如果把八十年代比作故乡,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异乡人,又该向何处去?

 

文/胡赳赳

机后的2013。 一代人灵魂的高度止步于八十年代,再也没有进化与发展。 这既有其外部环境、思潮的制约,也有其内在的主观因素在作祟。“悲观情绪”笼罩着当初的奋进者,而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红利中,大多数当初的失意者又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成为中国巨舰“合谋”的一部分。痛苦的回忆在于:虽然灵魂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之中,身体却已不可遏制地越漂越远。理想号变成了欲望号,欲望号变成了和谐号。 当年,萨特红极一时的理论“自我选择”,第一次将中国人从“集体主义”中解救出来,回归到“原子个体”,重新擎起“个人主义”的大旗。《存在与虚无》是八十年代的“红宝书”,它的引用在那个时代超过了《毛选》。此时,崔健也替中国人第一次喊出了“苦闷”和“宣泄”。整个八十年代的乐章,可以说序曲是《一无所有》,尾声是《最后一枪》。 八十年代戛然而止。 自此,泾渭分明。要前途还是要真理,成为摆在少数人面前痛苦的抉择。大多数人,正如刘索拉在中国当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中所说的:“你别无选择。”精英群体星散,一部分由士而商,一部分赴海外寻求发展,一部分人在巨大的失意中徘徊,一部分人隐遁。 现在看来,当时的纪录片《河殇》所引起的震动是多么的可笑,稚子们的心声,缀连在中国文化母体的长河中,滚烫的词语和激情四溢的文气掩盖了学识上的粗糙,成为一代人寻求心灵突围的符号性作品。那时,鲜活灵动的魂未断,每个人都自觉地将自己归类于“中国”这个词根下,吸收东西方文化,希翼把自己贡献出来。 但八十年代的精气神,到九十年代散开了,一方面市场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稀释得无影无踪。在新世纪后,一切围绕着现实考量,发财致富成功学,追求“牛逼、刺激”(郑也夫语)成为个人价值的最高实现。 八十年代的宏大命题,几乎是一代人的口头禅,信奉知识改变命运,然后呢?个人的命运确乎得到改善,国家的命运依然在惯性中滑行。《中国合伙人》的电影重现了八十年代的学习热、九十年代的出国热、新千年后的崛起热。但是,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即他们本质是中国这个母体的散伙人而不是合伙人,他们赚到了钱,却可能只有一张暂住证或绿卡。他们与中国命运的关联仅仅是人民币,而不是人民。他们对“中国”这样一个词根的理解,仅仅是“中国”是个庞大的超级市场,而不是“中国”是原乡。原因和逻辑都很简单,他们笃信:自己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魂断八十年代,异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纪。现在,该进入反思的时间了。 我从八十年代走来,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有着八十年代的记忆和魂魄。我是“八十年代下的蛋”。 八十年代的短缺经济正在接近尾声,计划经济开始了某种形式的松动。生活方式在年轻人那里首先得到了召唤和响应。“一无所有”之后,是不断地解禁,诗歌、文学、音乐全面复苏,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82届毕业生踏入了社会,开始贡献心力、实现自我。读书无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得学术、文艺和实业纷纷繁荣。一个开明的、离民主最近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有人总结说,八十年代是“大起大落、大红大紫、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八十年代,思想文艺最盛,是一座高峰,九十年代迅速衰减;大红大紫: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大红路线,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

 

三代中国人的命运,交叉于八十年代:一代是毛泽东的婴儿,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八十年代获得知识启蒙和复苏机会,从此改变命运走向;一代是邓小平的婴儿,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改革开放度过成长期,不再受饥饿的威胁,个性和内心开始表现,在城市中拼搏获得自己的位置;一代是全球化的婴儿,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被称为新新人类,受惠于八十年代的余温,然而,互联网才是他们的精神原乡,他们听八十年代的故事,感觉陌生,像个神话,也羡慕不已:父兄辈们,这样活过。

回首八十年代,是否能带给我们进一步迈向“新世界”的精神源动力?

八十年代是个弱话题,因为被谈论得太多,人们或许已感受到疲惫;但同时又是个强话题,其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其精神线索尚未充分展露,其人文传统不敌物质大潮,渐渐潜伏下来,等待又一次“复盘”。尤其是,回首八十年代,是否能带给我们进一步迈向“新世界”的精神源动力?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众多人感受到自己活得很“苟且”、“前途渺茫”,物质主义胜利后,彻夜的狂欢后,迎来的不是天堂般的喜悦,而是对自我价值的“鄙视”。
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尤其可贵,可以说,上接晚清“幼童”赴欧留美的思想资源,中接五四西学东渐的革新传统,下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拿来主义”精神。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曾被斥为“全盘西化”,但也由此发端,知识分子阶层和工商实业阶层,风气为之一变。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政体未有大动的局面下,竞然崛起。可以说,我们享受的一切,均来自八十年代的馈赠和遗产。
“稳定压倒一切”、“不折腾”,种种后来政治上的纲领,都来自一个古老民族对华夏一统的天真想象和热切盼望。“家天下”是五千来中华文明的最高文明,分权于民是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历史温情脉脉的面纱终将可耻地撕去。尽管“权力的下移”是一条矢志不渝的历史主线,最终将走向人人平等、性别平等、众生平等的信仰王国中去,但在历史实际的进化路线上,仍要经过多次的搏杀、博弈,圣人与暴徒的交替诞生,最终,权力体现在每一块面包和每一个微笑之中,体现在人与人的平等和尊重之中。在文明的演进途中,野蛮扮演的不可一世的角色,只是集体无意识的“痛苦之身”的凝结与发作。“道可道,非常道。”多年前,老子骑着青牛出关时,已微笑着洞悉周知了这一切。
许多人把八十年代归结为“理想主义”,相对应的,九十年代是“市场主义”,新世纪之后是“物质主义”。《新周刊》有一期专题叫“外心人”,将一心向外求的中国人的欲望和焦虑表述出来。于是,我们也离开了精神上的故乡,离开了八十年代这一作为出发点的原乡。
灵魂,故乡,一代人的爱与怕,都纠结在一个绕不开的时空结点上:八十年代,中国。

机后的2013。 一代人灵魂的高度止步于八十年代,再也没有进化与发展。 这既有其外部环境、思潮的制约,也有其内在的主观因素在作祟。“悲观情绪”笼罩着当初的奋进者,而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红利中,大多数当初的失意者又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成为中国巨舰“合谋”的一部分。痛苦的回忆在于:虽然灵魂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之中,身体却已不可遏制地越漂越远。理想号变成了欲望号,欲望号变成了和谐号。 当年,萨特红极一时的理论“自我选择”,第一次将中国人从“集体主义”中解救出来,回归到“原子个体”,重新擎起“个人主义”的大旗。《存在与虚无》是八十年代的“红宝书”,它的引用在那个时代超过了《毛选》。此时,崔健也替中国人第一次喊出了“苦闷”和“宣泄”。整个八十年代的乐章,可以说序曲是《一无所有》,尾声是《最后一枪》。 八十年代戛然而止。 自此,泾渭分明。要前途还是要真理,成为摆在少数人面前痛苦的抉择。大多数人,正如刘索拉在中国当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中所说的:“你别无选择。”精英群体星散,一部分由士而商,一部分赴海外寻求发展,一部分人在巨大的失意中徘徊,一部分人隐遁。 现在看来,当时的纪录片《河殇》所引起的震动是多么的可笑,稚子们的心声,缀连在中国文化母体的长河中,滚烫的词语和激情四溢的文气掩盖了学识上的粗糙,成为一代人寻求心灵突围的符号性作品。那时,鲜活灵动的魂未断,每个人都自觉地将自己归类于“中国”这个词根下,吸收东西方文化,希翼把自己贡献出来。 但八十年代的精气神,到九十年代散开了,一方面市场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稀释得无影无踪。在新世纪后,一切围绕着现实考量,发财致富成功学,追求“牛逼、刺激”(郑也夫语)成为个人价值的最高实现。 八十年代的宏大命题,几乎是一代人的口头禅,信奉知识改变命运,然后呢?个人的命运确乎得到改善,国家的命运依然在惯性中滑行。《中国合伙人》的电影重现了八十年代的学习热、九十年代的出国热、新千年后的崛起热。但是,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即他们本质是中国这个母体的散伙人而不是合伙人,他们赚到了钱,却可能只有一张暂住证或绿卡。他们与中国命运的关联仅仅是人民币,而不是人民。他们对“中国”这样一个词根的理解,仅仅是“中国”是个庞大的超级市场,而不是“中国”是原乡。原因和逻辑都很简单,他们笃信:自己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魂断八十年代,异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纪。现在,该进入反思的时间了。 我从八十年代走来,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有着八十年代的记忆和魂魄。我是“八十年代下的蛋”。 八十年代的短缺经济正在接近尾声,计划经济开始了某种形式的松动。生活方式在年轻人那里首先得到了召唤和响应。“一无所有”之后,是不断地解禁,诗歌、文学、音乐全面复苏,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82届毕业生踏入了社会,开始贡献心力、实现自我。读书无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得学术、文艺和实业纷纷繁荣。一个开明的、离民主最近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有人总结说,八十年代是“大起大落、大红大紫、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八十年代,思想文艺最盛,是一座高峰,九十年代迅速衰减;大红大紫: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大红路线,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

魂断八十年代,异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纪,反思于末日危机后的2013。

一代人灵魂的高度止步于八十年代,再也没有进化与发展。
这既有其外部环境、思潮的制约,也有其内在的主观因素在作祟。“悲观情绪”笼罩着当初的奋进者,而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红利中,大多数当初的失意者又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成为中国巨舰“合谋”的一部分。痛苦的回忆在于:虽然灵魂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之中,身体却已不可遏制地越漂越远。理想号变成了欲望号,欲望号变成了和谐号。
当年,萨特红极一时的理论“自我选择”,第一次将中国人从“集体主义”中解救出来,回归到“原子个体”,重新擎起“个人主义”的大旗。《存在与虚无》是八十年代的“红宝书”,它的引用在那个时代超过了《毛选》。此时,崔健也替中国人第一次喊出了“苦闷”和“宣泄”。整个八十年代的乐章,可以说序曲是《一无所有》,尾声是《最后一枪》。
八十年代戛然而止。
自此,泾渭分明。要前途还是要真理,成为摆在少数人面前痛苦的抉择。大多数人,正如刘索拉在中国当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中所说的:“你别无选择。”精英群体星散,一部分由士而商,一部分赴海外寻求发展,一部分人在巨大的失意中徘徊,一部分人隐遁。
现在看来,当时的纪录片《河殇》所引起的震动是多么的可笑,稚子们的心声,缀连在中国文化母体的长河中,滚烫的词语和激情四溢的文气掩盖了学识上的粗糙,成为一代人寻求心灵突围的符号性作品。那时,鲜活灵动的魂未断,每个人都自觉地将自己归类于“中国”这个词根下,吸收东西方文化,希翼把自己贡献出来。
但八十年代的精气神,到九十年代散开了,一方面市场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稀释得无影无踪。在新世纪后,一切围绕着现实考量,发财致富成功学,追求“牛逼、刺激”(郑也夫语)成为个人价值的最高实现。
八十年代的宏大命题,几乎是一代人的口头禅,信奉知识改变命运,然后呢?个人的命运确乎得到改善,国家的命运依然在惯性中滑行。《中国合伙人》的电影重现了八十年代的学习热、九十年代的出国热、新千年后的崛起热。但是,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即他们本质是中国这个母体的散伙人而不是合伙人,他们赚到了钱,却可能只有一张暂住证或绿卡。他们与中国命运的关联仅仅是人民币,而不是人民。他们对“中国”这样一个词根的理解,仅仅是“中国”是个庞大的超级市场,而不是“中国”是原乡。原因和逻辑都很简单,他们笃信:自己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魂断八十年代,异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纪。现在,该进入反思的时间了。

机后的2013。 一代人灵魂的高度止步于八十年代,再也没有进化与发展。 这既有其外部环境、思潮的制约,也有其内在的主观因素在作祟。“悲观情绪”笼罩着当初的奋进者,而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红利中,大多数当初的失意者又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成为中国巨舰“合谋”的一部分。痛苦的回忆在于:虽然灵魂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之中,身体却已不可遏制地越漂越远。理想号变成了欲望号,欲望号变成了和谐号。 当年,萨特红极一时的理论“自我选择”,第一次将中国人从“集体主义”中解救出来,回归到“原子个体”,重新擎起“个人主义”的大旗。《存在与虚无》是八十年代的“红宝书”,它的引用在那个时代超过了《毛选》。此时,崔健也替中国人第一次喊出了“苦闷”和“宣泄”。整个八十年代的乐章,可以说序曲是《一无所有》,尾声是《最后一枪》。 八十年代戛然而止。 自此,泾渭分明。要前途还是要真理,成为摆在少数人面前痛苦的抉择。大多数人,正如刘索拉在中国当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中所说的:“你别无选择。”精英群体星散,一部分由士而商,一部分赴海外寻求发展,一部分人在巨大的失意中徘徊,一部分人隐遁。 现在看来,当时的纪录片《河殇》所引起的震动是多么的可笑,稚子们的心声,缀连在中国文化母体的长河中,滚烫的词语和激情四溢的文气掩盖了学识上的粗糙,成为一代人寻求心灵突围的符号性作品。那时,鲜活灵动的魂未断,每个人都自觉地将自己归类于“中国”这个词根下,吸收东西方文化,希翼把自己贡献出来。 但八十年代的精气神,到九十年代散开了,一方面市场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稀释得无影无踪。在新世纪后,一切围绕着现实考量,发财致富成功学,追求“牛逼、刺激”(郑也夫语)成为个人价值的最高实现。 八十年代的宏大命题,几乎是一代人的口头禅,信奉知识改变命运,然后呢?个人的命运确乎得到改善,国家的命运依然在惯性中滑行。《中国合伙人》的电影重现了八十年代的学习热、九十年代的出国热、新千年后的崛起热。但是,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即他们本质是中国这个母体的散伙人而不是合伙人,他们赚到了钱,却可能只有一张暂住证或绿卡。他们与中国命运的关联仅仅是人民币,而不是人民。他们对“中国”这样一个词根的理解,仅仅是“中国”是个庞大的超级市场,而不是“中国”是原乡。原因和逻辑都很简单,他们笃信:自己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魂断八十年代,异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纪。现在,该进入反思的时间了。 我从八十年代走来,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有着八十年代的记忆和魂魄。我是“八十年代下的蛋”。 八十年代的短缺经济正在接近尾声,计划经济开始了某种形式的松动。生活方式在年轻人那里首先得到了召唤和响应。“一无所有”之后,是不断地解禁,诗歌、文学、音乐全面复苏,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82届毕业生踏入了社会,开始贡献心力、实现自我。读书无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得学术、文艺和实业纷纷繁荣。一个开明的、离民主最近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有人总结说,八十年代是“大起大落、大红大紫、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八十年代,思想文艺最盛,是一座高峰,九十年代迅速衰减;大红大紫: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大红路线,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我从八十年代走来,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有着八十年代的记忆和魂魄。我是“八十年代下的蛋”。

八十年代的短缺经济正在接近尾声,计划经济开始了某种形式的松动。生活方式在年轻人那里首先得到了召唤和响应。“一无所有”之后,是不断地解禁,诗歌、文学、音乐全面复苏,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82届毕业生踏入了社会,开始贡献心力、实现自我。读书无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得学术、文艺和实业纷纷繁荣。一个开明的、离民主最近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有人总结说,八十年代是“大起大落、大红大紫、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八十年代,思想文艺最盛,是一座高峰,九十年代迅速衰减;大红大紫: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大红路线,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交锋;大开大阖:改革开放,是为大开;体制收紧,是为大阖。
八十年代的“好”在于“每天都有好消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九十年代的“好”在于要机会有机会;新世纪的好在于要钱有钱。八十年代的好是“精神头”好,九十年代的好是“头脑”好,新世纪的好是“老人头”好。
对八十年代的追忆不仅仅是一个“情结”,而且是着力要寻找到的精神力量。没有一个词能截然概括这种力量,但是,它确实使一代人觉得自己被一个时代轰然打开了。在后来的时间里,这种效用再也没有发生过。
八十年代,也许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它存在着许多不足,遭受许多误读,也带给许多人很多痛苦和伤害,想逃离这个时代。但它的确是个“大时代”,价值观很多元、很有朝气,不像如今价值观单一,人人奔着钱去。现在的时代变化也很快,但都不及八十年代“只争朝夕”的劲儿。现在的变是物质的巨变,当时的变是思想的裂变。现在的变是有形的变,当时的变是无形的变。现在的变是每况愈下,当时的变是蒸蒸日上。
八十年代能否成为“上行社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源动力?重提八十年代是否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时代与它的潜在影响?最能够接续百年来历史流变的时代中,八十年代居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有一个学者说:“甚至可以开一门八十年代学,八十年代的清点工作远未结束,才刚刚开始。”
媒体人陈虻有句名言:“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也许某一天,有一个人会这样给八十年代写一封信:我从八十年代走来,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流着八十年代的血液,我的魂魄系于八十年代……离开八十年代的故乡,我们开始流浪,可是我们累了,知道哪里是方向,却总是隔着透明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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