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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创办于1996年8月18日,十二年猛进,已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最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 《新周刊》由广东出版集团、三九企业集团联合主办。 《新周刊》每期128页全彩印刷,每月1日、15日出版,零售价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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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富人   

2013-07-18 12:1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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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和“余额宝”正在改写商业规则,这是一次一旦发生就不会停止的旅程。它远不是肤浅的“成功学”,而是正在发生的“变革学”。 富得像个人样,即脱离低级的动物性,追求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重建。 世界的游戏规则是由富人制定的,也将由富人打破。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写过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讲述了“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以及金钱不能买到公平、正义和公共的善。 这些,必须借助富人们心灵的觉醒。中国人终于可以富得像个人样儿了,不再一副受人欺负的脸色,在暴发和虚荣中得到了满足,接下来,也许可以干点“正事儿”了。 至于大众都在声讨的炫富,只要有人仍在津津乐道,它便具有传播价值,便仍然有人以此来刺激大众的神经。 富得像个人样,是一次进化。最初,一定是富得不像人样的,满足动物性、满足欲望。这一点,可能会让人觉得“富得太不像人样了”。 去过非洲的音乐人李健回来讲了中国暴发户的故事:在非洲,最受导游欢迎的游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租得起直升飞机,这让导游也觉得很有面子。 王石选择去哈佛学习,接受“再教育”。马云和史玉柱选择“退休”,重新回到让心灵安顿的生活方式中来。任志强选择开“国金书院”,他要求自己每堂课都来听。罗红选择环保摄影。张宝全选择艺术家的生活。还有一大批有为有识的企业家,他们拥抱变革、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中的民主,聚在一起谈论思想,比如学习型组织正和岛。 王石曾自我批评说作为企业家,他还很“青涩”。吴晓波称之为“青涩的男三号”(政治家男一号,知识分子男二号)。 但男三号有没有可能成为变革中的“男一号”呢?这是摆在富人面前的一道门槛,需要靠的是其人格的确立与智慧的觉醒。 最富有行动力的人,才是富人。

穷人承担的压力只有一种——穷,而富人承担的压力来自无孔不入的外部世界。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此,社会才有进步。穷人富,则国富;富人革新,则国革新。 文胡赳赳 “富人”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方面来自大多数人的“仇富”心态;另一方面,各种先富者的“炫富”又加重了这种心态。 真正的富人是稀有的。《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富人的阴谋》,他指出:“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规则是由1903年的八位大富豪一起制定的。他们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大众为他们服务——连总统也不例外。” 在这本书中,他还重新对富人下了定义:一、不用工作;二、不工作时,收入大于支出。 从这个定义看,中国90%的企业家都不是富人;北京90%的房东都是富人。罗伯特再次刷新了对富人的认识。 诗人欧阳江河有一次跟朋友说:“如果他有两个亿,那他还缺三个亿。我有十万,最多只缺二十万。” 诗人是俯视富人的。但公众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富人和穷人,不应被对立起来,他们只有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生命权和心灵则是平等无二的。 真正的痛苦只有富人自己知道。中国的富人们,其财富的积累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资源互换型,换取官方资源、环境资源(土地、矿产等)、金融资源;二是扩张搏命型,比速度、拼管理、毁健康、扩市场;三是市场经济型,完全按自由经济原理和市场经济法则办事。 这三种方式,在中国互相交织,很难单一存在。比如说,IT企业是最代表新经济形态的,但走着走着,都变成了资源互换型;而像资源互换型的企业,一旦与外资企业相比拼时,又不得不按市场经济来接轨。 说好听点叫“中国特色”,说不好听点叫“怪胎”。 从一开始,中国的富人群体即面临着一种悖论:不富,无以立足;富了,社会地位并未增加,他人的认同度、社会的融入度并不高。 因为即便连富人们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富裕是有“原罪”的。这便是“资源互换”型的结果。有人如此总结:“市场上的人,无外乎巧取豪夺四字。先豪夺,夺不了的,想办法巧取。” 由于富人的社会角色敏感,这也使得富人越来越抱成团,互相结成小圈子,与社会大众脱节。制造富豪榜的胡润就发现了这种趋势:富人们的活动几乎固化在一个小圈子里,龟缩在一个壳中。 不过,人的天性中都有正义、良知、仁慈的一面,富人的那一面只是不轻易被激发出来而已。因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富人与不仁往往被联想在一起。 但一位关爱抗战老兵活动的发起者打破了这种偏见,他在一次对“中欧商学院”游学会的演讲中,一次性募捐到600万元。 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当前的富人群体话语权空前强大。 一个正常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人才向上流动,而资金向下流动。这样组成的才是健康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近年来社会学家哀叹“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板结”、“蚁族”和“屌丝”大量繁殖,都是因为,正常性的流动被切断了。学者孙立平多年前预言的社会“断裂”正在迅猛地发生。 富人可能比穷人更没有安全感,既得利益使得他担心得更多。同时,富人们也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社会进程的必要性。 相较穷人而言,富人往往受穷人承担的压力只有一种——穷,而富人承担的压力来自无孔不入的外部世界。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此,社会才有进步。穷人富,则国富;富人革新,则国革新。

 

文/胡赳赳

淘宝”和“余额宝”正在改写商业规则,这是一次一旦发生就不会停止的旅程。它远不是肤浅的“成功学”,而是正在发生的“变革学”。 富得像个人样,即脱离低级的动物性,追求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重建。 世界的游戏规则是由富人制定的,也将由富人打破。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写过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讲述了“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以及金钱不能买到公平、正义和公共的善。 这些,必须借助富人们心灵的觉醒。中国人终于可以富得像个人样儿了,不再一副受人欺负的脸色,在暴发和虚荣中得到了满足,接下来,也许可以干点“正事儿”了。 至于大众都在声讨的炫富,只要有人仍在津津乐道,它便具有传播价值,便仍然有人以此来刺激大众的神经。 富得像个人样,是一次进化。最初,一定是富得不像人样的,满足动物性、满足欲望。这一点,可能会让人觉得“富得太不像人样了”。 去过非洲的音乐人李健回来讲了中国暴发户的故事:在非洲,最受导游欢迎的游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租得起直升飞机,这让导游也觉得很有面子。 王石选择去哈佛学习,接受“再教育”。马云和史玉柱选择“退休”,重新回到让心灵安顿的生活方式中来。任志强选择开“国金书院”,他要求自己每堂课都来听。罗红选择环保摄影。张宝全选择艺术家的生活。还有一大批有为有识的企业家,他们拥抱变革、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中的民主,聚在一起谈论思想,比如学习型组织正和岛。 王石曾自我批评说作为企业家,他还很“青涩”。吴晓波称之为“青涩的男三号”(政治家男一号,知识分子男二号)。 但男三号有没有可能成为变革中的“男一号”呢?这是摆在富人面前的一道门槛,需要靠的是其人格的确立与智慧的觉醒。 最富有行动力的人,才是富人。

 

“富人”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方面来自大多数人的“仇富”心态;另一方面,各种先富者的“炫富”又加重了这种心态。
真正的富人是稀有的。《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富人的阴谋》,他指出:“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规则是由1903年的八位大富豪一起制定的。他们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大众为他们服务——连总统也不例外。”过高等教育,或在“社会大学”中摸爬滚打,更具有精英意识,对社会气候的变化更敏锐。正如中国封建社会中,“士绅阶级”是社会的稳压器一样,当前的富人群体对社会的辐射力、影响力和话语权也是空前的强大。 可以说,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有时,他们更具有求新、变革的活力和冒险精神,但有时,他们又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明哲保身。下一步中国的走向,与这个群体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但愿如财经类媒体在纸媒黄金时代发出的宣言那样:先建立一个商业文明,然后用商业文明推动政治文明的转型。 林语堂在百年前就取笑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这句话引来很多身居底层者的自省和共鸣。 而一位媒体人士的描述是:“穷人永远是炮灰,革命中是战场上的炮灰,消费社会里是商场上的炮灰。” 联想到无数的卡奴、房奴、月光族,这话也的确不为过。 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典型性地描述了这种新穷人是如何产生的:“成为穷人曾经的意义来源来自于失业,今天,它的意义主要来自于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而巴塔耶的“耗费经济理论”则认同这种周而复始的、如同宇宙一般的经济大循环是成立的,人们在“耗费”(而不仅是消费)中,走向毁灭与下一次新生。 富人一旦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饱暖思荣辱,则能从“成功学”走向“变革学”。 但我们能因此对富人抱有好感吗?还是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群体身上? 学者钱理群曾说过: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 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一代人穷怕了、穷疯了,终于有了一展身手、一哄而上的机会。不择手段、追求上位,以及现阶段的炫富与仇富,都是这种心理失衡的产物。 与此同时,很多富人的心态发生问题,追求到财富,但又发现并非自己的梦想。还为物质所累,外面风光,内里脆弱。这些,都是一代人所承受的机遇与创伤。 但是,敏锐的人感觉得到,富人的意识正在觉醒。有人说,真正的富人精神是:“文化的教养、社会的担当、自由的灵魂。”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这么认知践行的。 富人们应该追问:富了之后呢,你的人格发生变化了么? 2007年7月28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带队,带领企业家去太湖大学堂找尚在世的南怀瑾先生“讲课”。课题很大,讲“新旧企业家的反思”。南先生开的药方一个是《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另一个药方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 南怀瑾也教他们正确的“财富观”:“这个钱啊,你只有五分之一的临时支配权,有五分之四不属于你的,财富多的也一样。” “第一份要给政府;第二份是盗贼的,骗你、抢你、偷你的钱;第三份属于你的疾病;第四份属于你的家人、兄弟、朋友。除了这个以外,你只剩下五分之一。这五分之一,还并非你的所有,只是你临时可以支配使用而已。” 他引用佛经上的话说,世间财物,为五众所享,“王、贼、水、火、恶子”。 我们对富人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富人对我们的态度。这是一种紧张的关系。水火不容,还是追求“共同富裕”,改变社会规则和进程? 创造了奇迹的“海底捞”、“
在这本书中,他还重新对富人下了定义:一、不用工作;二、不工作时,收入大于支出。
从这个定义看,中国90%的企业家都不是富人;北京90%的房东都是富人。罗伯特再次刷新了对富人的认识。
诗人欧阳江河有一次跟朋友说:“如果他有两个亿,那他还缺三个亿。我有十万,最多只缺二十万。” 穷人承担的压力只有一种——穷,而富人承担的压力来自无孔不入的外部世界。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此,社会才有进步。穷人富,则国富;富人革新,则国革新。 文胡赳赳 “富人”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方面来自大多数人的“仇富”心态;另一方面,各种先富者的“炫富”又加重了这种心态。 真正的富人是稀有的。《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富人的阴谋》,他指出:“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规则是由1903年的八位大富豪一起制定的。他们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大众为他们服务——连总统也不例外。” 在这本书中,他还重新对富人下了定义:一、不用工作;二、不工作时,收入大于支出。 从这个定义看,中国90%的企业家都不是富人;北京90%的房东都是富人。罗伯特再次刷新了对富人的认识。 诗人欧阳江河有一次跟朋友说:“如果他有两个亿,那他还缺三个亿。我有十万,最多只缺二十万。” 诗人是俯视富人的。但公众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富人和穷人,不应被对立起来,他们只有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生命权和心灵则是平等无二的。 真正的痛苦只有富人自己知道。中国的富人们,其财富的积累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资源互换型,换取官方资源、环境资源(土地、矿产等)、金融资源;二是扩张搏命型,比速度、拼管理、毁健康、扩市场;三是市场经济型,完全按自由经济原理和市场经济法则办事。 这三种方式,在中国互相交织,很难单一存在。比如说,IT企业是最代表新经济形态的,但走着走着,都变成了资源互换型;而像资源互换型的企业,一旦与外资企业相比拼时,又不得不按市场经济来接轨。 说好听点叫“中国特色”,说不好听点叫“怪胎”。 从一开始,中国的富人群体即面临着一种悖论:不富,无以立足;富了,社会地位并未增加,他人的认同度、社会的融入度并不高。 因为即便连富人们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富裕是有“原罪”的。这便是“资源互换”型的结果。有人如此总结:“市场上的人,无外乎巧取豪夺四字。先豪夺,夺不了的,想办法巧取。” 由于富人的社会角色敏感,这也使得富人越来越抱成团,互相结成小圈子,与社会大众脱节。制造富豪榜的胡润就发现了这种趋势:富人们的活动几乎固化在一个小圈子里,龟缩在一个壳中。 不过,人的天性中都有正义、良知、仁慈的一面,富人的那一面只是不轻易被激发出来而已。因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富人与不仁往往被联想在一起。 但一位关爱抗战老兵活动的发起者打破了这种偏见,他在一次对“中欧商学院”游学会的演讲中,一次性募捐到600万元。 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当前的富人群体话语权空前强大。 一个正常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人才向上流动,而资金向下流动。这样组成的才是健康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近年来社会学家哀叹“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板结”、“蚁族”和“屌丝”大量繁殖,都是因为,正常性的流动被切断了。学者孙立平多年前预言的社会“断裂”正在迅猛地发生。 富人可能比穷人更没有安全感,既得利益使得他担心得更多。同时,富人们也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社会进程的必要性。 相较穷人而言,富人往往受
诗人是俯视富人的。但公众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富人和穷人,不应被对立起来,他们只有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生命权和心灵则是平等无二的。

淘宝”和“余额宝”正在改写商业规则,这是一次一旦发生就不会停止的旅程。它远不是肤浅的“成功学”,而是正在发生的“变革学”。 富得像个人样,即脱离低级的动物性,追求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重建。 世界的游戏规则是由富人制定的,也将由富人打破。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写过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讲述了“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以及金钱不能买到公平、正义和公共的善。 这些,必须借助富人们心灵的觉醒。中国人终于可以富得像个人样儿了,不再一副受人欺负的脸色,在暴发和虚荣中得到了满足,接下来,也许可以干点“正事儿”了。 至于大众都在声讨的炫富,只要有人仍在津津乐道,它便具有传播价值,便仍然有人以此来刺激大众的神经。 富得像个人样,是一次进化。最初,一定是富得不像人样的,满足动物性、满足欲望。这一点,可能会让人觉得“富得太不像人样了”。 去过非洲的音乐人李健回来讲了中国暴发户的故事:在非洲,最受导游欢迎的游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租得起直升飞机,这让导游也觉得很有面子。 王石选择去哈佛学习,接受“再教育”。马云和史玉柱选择“退休”,重新回到让心灵安顿的生活方式中来。任志强选择开“国金书院”,他要求自己每堂课都来听。罗红选择环保摄影。张宝全选择艺术家的生活。还有一大批有为有识的企业家,他们拥抱变革、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中的民主,聚在一起谈论思想,比如学习型组织正和岛。 王石曾自我批评说作为企业家,他还很“青涩”。吴晓波称之为“青涩的男三号”(政治家男一号,知识分子男二号)。 但男三号有没有可能成为变革中的“男一号”呢?这是摆在富人面前的一道门槛,需要靠的是其人格的确立与智慧的觉醒。 最富有行动力的人,才是富人。

真正的痛苦只有富人自己知道。中国的富人们,其财富的积累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资源互换型,换取官方资源、环境资源(土地、矿产等)、金融资源;二是扩张搏命型,比速度、拼管理、毁健康、扩市场;三是市场经济型,完全按自由经济原理和市场经济法则办事。
这三种方式,在中国互相交织,很难单一存在。比如说,IT企业是最代表新经济形态的,但走着走着,都变成了资源互换型;而像资源互换型的企业,一旦与外资企业相比拼时,又不得不按市场经济来接轨。
说好听点叫“中国特色”,说不好听点叫“怪胎”。 穷人承担的压力只有一种——穷,而富人承担的压力来自无孔不入的外部世界。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此,社会才有进步。穷人富,则国富;富人革新,则国革新。 文胡赳赳 “富人”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方面来自大多数人的“仇富”心态;另一方面,各种先富者的“炫富”又加重了这种心态。 真正的富人是稀有的。《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富人的阴谋》,他指出:“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规则是由1903年的八位大富豪一起制定的。他们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大众为他们服务——连总统也不例外。” 在这本书中,他还重新对富人下了定义:一、不用工作;二、不工作时,收入大于支出。 从这个定义看,中国90%的企业家都不是富人;北京90%的房东都是富人。罗伯特再次刷新了对富人的认识。 诗人欧阳江河有一次跟朋友说:“如果他有两个亿,那他还缺三个亿。我有十万,最多只缺二十万。” 诗人是俯视富人的。但公众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富人和穷人,不应被对立起来,他们只有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生命权和心灵则是平等无二的。 真正的痛苦只有富人自己知道。中国的富人们,其财富的积累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资源互换型,换取官方资源、环境资源(土地、矿产等)、金融资源;二是扩张搏命型,比速度、拼管理、毁健康、扩市场;三是市场经济型,完全按自由经济原理和市场经济法则办事。 这三种方式,在中国互相交织,很难单一存在。比如说,IT企业是最代表新经济形态的,但走着走着,都变成了资源互换型;而像资源互换型的企业,一旦与外资企业相比拼时,又不得不按市场经济来接轨。 说好听点叫“中国特色”,说不好听点叫“怪胎”。 从一开始,中国的富人群体即面临着一种悖论:不富,无以立足;富了,社会地位并未增加,他人的认同度、社会的融入度并不高。 因为即便连富人们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富裕是有“原罪”的。这便是“资源互换”型的结果。有人如此总结:“市场上的人,无外乎巧取豪夺四字。先豪夺,夺不了的,想办法巧取。” 由于富人的社会角色敏感,这也使得富人越来越抱成团,互相结成小圈子,与社会大众脱节。制造富豪榜的胡润就发现了这种趋势:富人们的活动几乎固化在一个小圈子里,龟缩在一个壳中。 不过,人的天性中都有正义、良知、仁慈的一面,富人的那一面只是不轻易被激发出来而已。因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富人与不仁往往被联想在一起。 但一位关爱抗战老兵活动的发起者打破了这种偏见,他在一次对“中欧商学院”游学会的演讲中,一次性募捐到600万元。 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当前的富人群体话语权空前强大。 一个正常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人才向上流动,而资金向下流动。这样组成的才是健康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近年来社会学家哀叹“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板结”、“蚁族”和“屌丝”大量繁殖,都是因为,正常性的流动被切断了。学者孙立平多年前预言的社会“断裂”正在迅猛地发生。 富人可能比穷人更没有安全感,既得利益使得他担心得更多。同时,富人们也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社会进程的必要性。 相较穷人而言,富人往往受
从一开始,中国的富人群体即面临着一种悖论:不富,无以立足;富了,社会地位并未增加,他人的认同度、社会的融入度并不高。
因为即便连富人们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富裕是有“原罪”的。这便是“资源互换”型的结果。有人如此总结:“市场上的人,无外乎巧取豪夺四字。先豪夺,夺不了的,想办法巧取。”
由于富人的社会角色敏感,这也使得富人越来越抱成团,互相结成小圈子,与社会大众脱节。制造富豪榜的胡润就发现了这种趋势:富人们的活动几乎固化在一个小圈子里,龟缩在一个壳中。 穷人承担的压力只有一种——穷,而富人承担的压力来自无孔不入的外部世界。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此,社会才有进步。穷人富,则国富;富人革新,则国革新。 文胡赳赳 “富人”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方面来自大多数人的“仇富”心态;另一方面,各种先富者的“炫富”又加重了这种心态。 真正的富人是稀有的。《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富人的阴谋》,他指出:“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规则是由1903年的八位大富豪一起制定的。他们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大众为他们服务——连总统也不例外。” 在这本书中,他还重新对富人下了定义:一、不用工作;二、不工作时,收入大于支出。 从这个定义看,中国90%的企业家都不是富人;北京90%的房东都是富人。罗伯特再次刷新了对富人的认识。 诗人欧阳江河有一次跟朋友说:“如果他有两个亿,那他还缺三个亿。我有十万,最多只缺二十万。” 诗人是俯视富人的。但公众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富人和穷人,不应被对立起来,他们只有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生命权和心灵则是平等无二的。 真正的痛苦只有富人自己知道。中国的富人们,其财富的积累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资源互换型,换取官方资源、环境资源(土地、矿产等)、金融资源;二是扩张搏命型,比速度、拼管理、毁健康、扩市场;三是市场经济型,完全按自由经济原理和市场经济法则办事。 这三种方式,在中国互相交织,很难单一存在。比如说,IT企业是最代表新经济形态的,但走着走着,都变成了资源互换型;而像资源互换型的企业,一旦与外资企业相比拼时,又不得不按市场经济来接轨。 说好听点叫“中国特色”,说不好听点叫“怪胎”。 从一开始,中国的富人群体即面临着一种悖论:不富,无以立足;富了,社会地位并未增加,他人的认同度、社会的融入度并不高。 因为即便连富人们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富裕是有“原罪”的。这便是“资源互换”型的结果。有人如此总结:“市场上的人,无外乎巧取豪夺四字。先豪夺,夺不了的,想办法巧取。” 由于富人的社会角色敏感,这也使得富人越来越抱成团,互相结成小圈子,与社会大众脱节。制造富豪榜的胡润就发现了这种趋势:富人们的活动几乎固化在一个小圈子里,龟缩在一个壳中。 不过,人的天性中都有正义、良知、仁慈的一面,富人的那一面只是不轻易被激发出来而已。因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富人与不仁往往被联想在一起。 但一位关爱抗战老兵活动的发起者打破了这种偏见,他在一次对“中欧商学院”游学会的演讲中,一次性募捐到600万元。 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当前的富人群体话语权空前强大。 一个正常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人才向上流动,而资金向下流动。这样组成的才是健康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近年来社会学家哀叹“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板结”、“蚁族”和“屌丝”大量繁殖,都是因为,正常性的流动被切断了。学者孙立平多年前预言的社会“断裂”正在迅猛地发生。 富人可能比穷人更没有安全感,既得利益使得他担心得更多。同时,富人们也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社会进程的必要性。 相较穷人而言,富人往往受
不过,人的天性中都有正义、良知、仁慈的一面,富人的那一面只是不轻易被激发出来而已。因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富人与不仁往往被联想在一起。
但一位关爱抗战老兵活动的发起者打破了这种偏见,他在一次对“中欧商学院”游学会的演讲中,一次性募捐到600万元。

穷人承担的压力只有一种——穷,而富人承担的压力来自无孔不入的外部世界。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此,社会才有进步。穷人富,则国富;富人革新,则国革新。 文胡赳赳 “富人”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方面来自大多数人的“仇富”心态;另一方面,各种先富者的“炫富”又加重了这种心态。 真正的富人是稀有的。《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富人的阴谋》,他指出:“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规则是由1903年的八位大富豪一起制定的。他们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大众为他们服务——连总统也不例外。” 在这本书中,他还重新对富人下了定义:一、不用工作;二、不工作时,收入大于支出。 从这个定义看,中国90%的企业家都不是富人;北京90%的房东都是富人。罗伯特再次刷新了对富人的认识。 诗人欧阳江河有一次跟朋友说:“如果他有两个亿,那他还缺三个亿。我有十万,最多只缺二十万。” 诗人是俯视富人的。但公众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富人和穷人,不应被对立起来,他们只有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生命权和心灵则是平等无二的。 真正的痛苦只有富人自己知道。中国的富人们,其财富的积累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资源互换型,换取官方资源、环境资源(土地、矿产等)、金融资源;二是扩张搏命型,比速度、拼管理、毁健康、扩市场;三是市场经济型,完全按自由经济原理和市场经济法则办事。 这三种方式,在中国互相交织,很难单一存在。比如说,IT企业是最代表新经济形态的,但走着走着,都变成了资源互换型;而像资源互换型的企业,一旦与外资企业相比拼时,又不得不按市场经济来接轨。 说好听点叫“中国特色”,说不好听点叫“怪胎”。 从一开始,中国的富人群体即面临着一种悖论:不富,无以立足;富了,社会地位并未增加,他人的认同度、社会的融入度并不高。 因为即便连富人们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富裕是有“原罪”的。这便是“资源互换”型的结果。有人如此总结:“市场上的人,无外乎巧取豪夺四字。先豪夺,夺不了的,想办法巧取。” 由于富人的社会角色敏感,这也使得富人越来越抱成团,互相结成小圈子,与社会大众脱节。制造富豪榜的胡润就发现了这种趋势:富人们的活动几乎固化在一个小圈子里,龟缩在一个壳中。 不过,人的天性中都有正义、良知、仁慈的一面,富人的那一面只是不轻易被激发出来而已。因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富人与不仁往往被联想在一起。 但一位关爱抗战老兵活动的发起者打破了这种偏见,他在一次对“中欧商学院”游学会的演讲中,一次性募捐到600万元。 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当前的富人群体话语权空前强大。 一个正常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人才向上流动,而资金向下流动。这样组成的才是健康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近年来社会学家哀叹“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板结”、“蚁族”和“屌丝”大量繁殖,都是因为,正常性的流动被切断了。学者孙立平多年前预言的社会“断裂”正在迅猛地发生。 富人可能比穷人更没有安全感,既得利益使得他担心得更多。同时,富人们也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社会进程的必要性。 相较穷人而言,富人往往受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当前的富人群体话语权空前强大。

一个正常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人才向上流动,而资金向下流动。这样组成的才是健康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近年来社会学家哀叹“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板结”、“蚁族”和“屌丝”大量繁殖,都是因为,正常性的流动被切断了。学者孙立平多年前预言的社会“断裂”正在迅猛地发生。
富人可能比穷人更没有安全感,既得利益使得他担心得更多。同时,富人们也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社会进程的必要性。
相较穷人而言,富人往往受过高等教育,或在“社会大学”中摸爬滚打,更具有精英意识,对社会气候的变化更敏锐。正如中国封建社会中,“士绅阶级”是社会的稳压器一样,当前的富人群体对社会的辐射力、影响力和话语权也是空前的强大。
可以说,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有时,他们更具有求新、变革的活力和冒险精神,但有时,他们又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明哲保身。下一步中国的走向,与这个群体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但愿如财经类媒体在纸媒黄金时代发出的宣言那样:先建立一个商业文明,然后用商业文明推动政治文明的转型。
林语堂在百年前就取笑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这句话引来很多身居底层者的自省和共鸣。
而一位媒体人士的描述是:“穷人永远是炮灰,革命中是战场上的炮灰,消费社会里是商场上的炮灰。”
联想到无数的卡奴、房奴、月光族,这话也的确不为过。
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典型性地描述了这种新穷人是如何产生的:“成为穷人曾经的意义来源来自于失业,今天,它的意义主要来自于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而巴塔耶的“耗费经济理论”则认同这种周而复始的、如同宇宙一般的经济大循环是成立的,人们在“耗费”(而不仅是消费)中,走向毁灭与下一次新生。

富人一旦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饱暖思荣辱,则能从“成功学”走向“变革学”。

但我们能因此对富人抱有好感吗?还是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群体身上?
学者钱理群曾说过: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
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一代人穷怕了、穷疯了,终于有了一展身手、一哄而上的机会。不择手段、追求上位,以及现阶段的炫富与仇富,都是这种心理失衡的产物。
与此同时,很多富人的心态发生问题,追求到财富,但又发现并非自己的梦想。还为物质所累,外面风光,内里脆弱。这些,都是一代人所承受的机遇与创伤。
但是,敏锐的人感觉得到,富人的意识正在觉醒。有人说,真正的富人精神是:“文化的教养、社会的担当、自由的灵魂。”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这么认知践行的。
富人们应该追问:富了之后呢,你的人格发生变化了么?过高等教育,或在“社会大学”中摸爬滚打,更具有精英意识,对社会气候的变化更敏锐。正如中国封建社会中,“士绅阶级”是社会的稳压器一样,当前的富人群体对社会的辐射力、影响力和话语权也是空前的强大。 可以说,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有时,他们更具有求新、变革的活力和冒险精神,但有时,他们又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明哲保身。下一步中国的走向,与这个群体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但愿如财经类媒体在纸媒黄金时代发出的宣言那样:先建立一个商业文明,然后用商业文明推动政治文明的转型。 林语堂在百年前就取笑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这句话引来很多身居底层者的自省和共鸣。 而一位媒体人士的描述是:“穷人永远是炮灰,革命中是战场上的炮灰,消费社会里是商场上的炮灰。” 联想到无数的卡奴、房奴、月光族,这话也的确不为过。 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典型性地描述了这种新穷人是如何产生的:“成为穷人曾经的意义来源来自于失业,今天,它的意义主要来自于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而巴塔耶的“耗费经济理论”则认同这种周而复始的、如同宇宙一般的经济大循环是成立的,人们在“耗费”(而不仅是消费)中,走向毁灭与下一次新生。 富人一旦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饱暖思荣辱,则能从“成功学”走向“变革学”。 但我们能因此对富人抱有好感吗?还是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群体身上? 学者钱理群曾说过: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 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一代人穷怕了、穷疯了,终于有了一展身手、一哄而上的机会。不择手段、追求上位,以及现阶段的炫富与仇富,都是这种心理失衡的产物。 与此同时,很多富人的心态发生问题,追求到财富,但又发现并非自己的梦想。还为物质所累,外面风光,内里脆弱。这些,都是一代人所承受的机遇与创伤。 但是,敏锐的人感觉得到,富人的意识正在觉醒。有人说,真正的富人精神是:“文化的教养、社会的担当、自由的灵魂。”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这么认知践行的。 富人们应该追问:富了之后呢,你的人格发生变化了么? 2007年7月28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带队,带领企业家去太湖大学堂找尚在世的南怀瑾先生“讲课”。课题很大,讲“新旧企业家的反思”。南先生开的药方一个是《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另一个药方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 南怀瑾也教他们正确的“财富观”:“这个钱啊,你只有五分之一的临时支配权,有五分之四不属于你的,财富多的也一样。” “第一份要给政府;第二份是盗贼的,骗你、抢你、偷你的钱;第三份属于你的疾病;第四份属于你的家人、兄弟、朋友。除了这个以外,你只剩下五分之一。这五分之一,还并非你的所有,只是你临时可以支配使用而已。” 他引用佛经上的话说,世间财物,为五众所享,“王、贼、水、火、恶子”。 我们对富人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富人对我们的态度。这是一种紧张的关系。水火不容,还是追求“共同富裕”,改变社会规则和进程? 创造了奇迹的“海底捞”、“
2007年7月28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带队,带领企业家去太湖大学堂找尚在世的南怀瑾先生“讲课”。课题很大,讲“新旧企业家的反思”。南先生开的药方一个是《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另一个药方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
南怀瑾也教他们正确的“财富观”:“这个钱啊,你只有五分之一的临时支配权,有五分之四不属于你的,财富多的也一样。”
“第一份要给政府;第二份是盗贼的,骗你、抢你、偷你的钱;第三份属于你的疾病;第四份属于你的家人、兄弟、朋友。除了这个以外,你只剩下五分之一。这五分之一,还并非你的所有,只是你临时可以支配使用而已。”淘宝”和“余额宝”正在改写商业规则,这是一次一旦发生就不会停止的旅程。它远不是肤浅的“成功学”,而是正在发生的“变革学”。 富得像个人样,即脱离低级的动物性,追求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重建。 世界的游戏规则是由富人制定的,也将由富人打破。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写过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讲述了“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以及金钱不能买到公平、正义和公共的善。 这些,必须借助富人们心灵的觉醒。中国人终于可以富得像个人样儿了,不再一副受人欺负的脸色,在暴发和虚荣中得到了满足,接下来,也许可以干点“正事儿”了。 至于大众都在声讨的炫富,只要有人仍在津津乐道,它便具有传播价值,便仍然有人以此来刺激大众的神经。 富得像个人样,是一次进化。最初,一定是富得不像人样的,满足动物性、满足欲望。这一点,可能会让人觉得“富得太不像人样了”。 去过非洲的音乐人李健回来讲了中国暴发户的故事:在非洲,最受导游欢迎的游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租得起直升飞机,这让导游也觉得很有面子。 王石选择去哈佛学习,接受“再教育”。马云和史玉柱选择“退休”,重新回到让心灵安顿的生活方式中来。任志强选择开“国金书院”,他要求自己每堂课都来听。罗红选择环保摄影。张宝全选择艺术家的生活。还有一大批有为有识的企业家,他们拥抱变革、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中的民主,聚在一起谈论思想,比如学习型组织正和岛。 王石曾自我批评说作为企业家,他还很“青涩”。吴晓波称之为“青涩的男三号”(政治家男一号,知识分子男二号)。 但男三号有没有可能成为变革中的“男一号”呢?这是摆在富人面前的一道门槛,需要靠的是其人格的确立与智慧的觉醒。 最富有行动力的人,才是富人。
他引用佛经上的话说,世间财物,为五众所享,“王、贼、水、火、恶子”。
我们对富人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富人对我们的态度。这是一种紧张的关系。水火不容,还是追求“共同富裕”,改变社会规则和进程?
创造了奇迹的“海底捞”、“淘宝”和“余额宝”正在改写商业规则,这是一次一旦发生就不会停止的旅程。它远不是肤浅的“成功学”,而是正在发生的“变革学”。淘宝”和“余额宝”正在改写商业规则,这是一次一旦发生就不会停止的旅程。它远不是肤浅的“成功学”,而是正在发生的“变革学”。 富得像个人样,即脱离低级的动物性,追求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重建。 世界的游戏规则是由富人制定的,也将由富人打破。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写过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讲述了“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以及金钱不能买到公平、正义和公共的善。 这些,必须借助富人们心灵的觉醒。中国人终于可以富得像个人样儿了,不再一副受人欺负的脸色,在暴发和虚荣中得到了满足,接下来,也许可以干点“正事儿”了。 至于大众都在声讨的炫富,只要有人仍在津津乐道,它便具有传播价值,便仍然有人以此来刺激大众的神经。 富得像个人样,是一次进化。最初,一定是富得不像人样的,满足动物性、满足欲望。这一点,可能会让人觉得“富得太不像人样了”。 去过非洲的音乐人李健回来讲了中国暴发户的故事:在非洲,最受导游欢迎的游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租得起直升飞机,这让导游也觉得很有面子。 王石选择去哈佛学习,接受“再教育”。马云和史玉柱选择“退休”,重新回到让心灵安顿的生活方式中来。任志强选择开“国金书院”,他要求自己每堂课都来听。罗红选择环保摄影。张宝全选择艺术家的生活。还有一大批有为有识的企业家,他们拥抱变革、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中的民主,聚在一起谈论思想,比如学习型组织正和岛。 王石曾自我批评说作为企业家,他还很“青涩”。吴晓波称之为“青涩的男三号”(政治家男一号,知识分子男二号)。 但男三号有没有可能成为变革中的“男一号”呢?这是摆在富人面前的一道门槛,需要靠的是其人格的确立与智慧的觉醒。 最富有行动力的人,才是富人。
富得像个人样,即脱离低级的动物性,追求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重建。

世界的游戏规则是由富人制定的,也将由富人打破。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写过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讲述了“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以及金钱不能买到公平、正义和公共的善。过高等教育,或在“社会大学”中摸爬滚打,更具有精英意识,对社会气候的变化更敏锐。正如中国封建社会中,“士绅阶级”是社会的稳压器一样,当前的富人群体对社会的辐射力、影响力和话语权也是空前的强大。 可以说,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有时,他们更具有求新、变革的活力和冒险精神,但有时,他们又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明哲保身。下一步中国的走向,与这个群体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但愿如财经类媒体在纸媒黄金时代发出的宣言那样:先建立一个商业文明,然后用商业文明推动政治文明的转型。 林语堂在百年前就取笑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这句话引来很多身居底层者的自省和共鸣。 而一位媒体人士的描述是:“穷人永远是炮灰,革命中是战场上的炮灰,消费社会里是商场上的炮灰。” 联想到无数的卡奴、房奴、月光族,这话也的确不为过。 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典型性地描述了这种新穷人是如何产生的:“成为穷人曾经的意义来源来自于失业,今天,它的意义主要来自于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而巴塔耶的“耗费经济理论”则认同这种周而复始的、如同宇宙一般的经济大循环是成立的,人们在“耗费”(而不仅是消费)中,走向毁灭与下一次新生。 富人一旦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饱暖思荣辱,则能从“成功学”走向“变革学”。 但我们能因此对富人抱有好感吗?还是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群体身上? 学者钱理群曾说过: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 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一代人穷怕了、穷疯了,终于有了一展身手、一哄而上的机会。不择手段、追求上位,以及现阶段的炫富与仇富,都是这种心理失衡的产物。 与此同时,很多富人的心态发生问题,追求到财富,但又发现并非自己的梦想。还为物质所累,外面风光,内里脆弱。这些,都是一代人所承受的机遇与创伤。 但是,敏锐的人感觉得到,富人的意识正在觉醒。有人说,真正的富人精神是:“文化的教养、社会的担当、自由的灵魂。”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这么认知践行的。 富人们应该追问:富了之后呢,你的人格发生变化了么? 2007年7月28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带队,带领企业家去太湖大学堂找尚在世的南怀瑾先生“讲课”。课题很大,讲“新旧企业家的反思”。南先生开的药方一个是《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另一个药方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 南怀瑾也教他们正确的“财富观”:“这个钱啊,你只有五分之一的临时支配权,有五分之四不属于你的,财富多的也一样。” “第一份要给政府;第二份是盗贼的,骗你、抢你、偷你的钱;第三份属于你的疾病;第四份属于你的家人、兄弟、朋友。除了这个以外,你只剩下五分之一。这五分之一,还并非你的所有,只是你临时可以支配使用而已。” 他引用佛经上的话说,世间财物,为五众所享,“王、贼、水、火、恶子”。 我们对富人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富人对我们的态度。这是一种紧张的关系。水火不容,还是追求“共同富裕”,改变社会规则和进程? 创造了奇迹的“海底捞”、“
这些,必须借助富人们心灵的觉醒。中国人终于可以富得像个人样儿了,不再一副受人欺负的脸色,在暴发和虚荣中得到了满足,接下来,也许可以干点“正事儿”了。
至于大众都在声讨的炫富,只要有人仍在津津乐道,它便具有传播价值,便仍然有人以此来刺激大众的神经。
富得像个人样,是一次进化。最初,一定是富得不像人样的,满足动物性、满足欲望。这一点,可能会让人觉得“富得太不像人样了”。 穷人承担的压力只有一种——穷,而富人承担的压力来自无孔不入的外部世界。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此,社会才有进步。穷人富,则国富;富人革新,则国革新。 文胡赳赳 “富人”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方面来自大多数人的“仇富”心态;另一方面,各种先富者的“炫富”又加重了这种心态。 真正的富人是稀有的。《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富人的阴谋》,他指出:“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规则是由1903年的八位大富豪一起制定的。他们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大众为他们服务——连总统也不例外。” 在这本书中,他还重新对富人下了定义:一、不用工作;二、不工作时,收入大于支出。 从这个定义看,中国90%的企业家都不是富人;北京90%的房东都是富人。罗伯特再次刷新了对富人的认识。 诗人欧阳江河有一次跟朋友说:“如果他有两个亿,那他还缺三个亿。我有十万,最多只缺二十万。” 诗人是俯视富人的。但公众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富人和穷人,不应被对立起来,他们只有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生命权和心灵则是平等无二的。 真正的痛苦只有富人自己知道。中国的富人们,其财富的积累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资源互换型,换取官方资源、环境资源(土地、矿产等)、金融资源;二是扩张搏命型,比速度、拼管理、毁健康、扩市场;三是市场经济型,完全按自由经济原理和市场经济法则办事。 这三种方式,在中国互相交织,很难单一存在。比如说,IT企业是最代表新经济形态的,但走着走着,都变成了资源互换型;而像资源互换型的企业,一旦与外资企业相比拼时,又不得不按市场经济来接轨。 说好听点叫“中国特色”,说不好听点叫“怪胎”。 从一开始,中国的富人群体即面临着一种悖论:不富,无以立足;富了,社会地位并未增加,他人的认同度、社会的融入度并不高。 因为即便连富人们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富裕是有“原罪”的。这便是“资源互换”型的结果。有人如此总结:“市场上的人,无外乎巧取豪夺四字。先豪夺,夺不了的,想办法巧取。” 由于富人的社会角色敏感,这也使得富人越来越抱成团,互相结成小圈子,与社会大众脱节。制造富豪榜的胡润就发现了这种趋势:富人们的活动几乎固化在一个小圈子里,龟缩在一个壳中。 不过,人的天性中都有正义、良知、仁慈的一面,富人的那一面只是不轻易被激发出来而已。因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富人与不仁往往被联想在一起。 但一位关爱抗战老兵活动的发起者打破了这种偏见,他在一次对“中欧商学院”游学会的演讲中,一次性募捐到600万元。 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当前的富人群体话语权空前强大。 一个正常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人才向上流动,而资金向下流动。这样组成的才是健康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近年来社会学家哀叹“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板结”、“蚁族”和“屌丝”大量繁殖,都是因为,正常性的流动被切断了。学者孙立平多年前预言的社会“断裂”正在迅猛地发生。 富人可能比穷人更没有安全感,既得利益使得他担心得更多。同时,富人们也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社会进程的必要性。 相较穷人而言,富人往往受
去过非洲的音乐人李健回来讲了中国暴发户的故事:在非洲,最受导游欢迎的游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租得起直升飞机,这让导游也觉得很有面子。
王石选择去哈佛学习,接受“再教育”。马云和史玉柱选择“退休”,重新回到让心灵安顿的生活方式中来。任志强选择开“国金书院”,他要求自己每堂课都来听。罗红选择环保摄影。张宝全选择艺术家的生活。还有一大批有为有识的企业家,他们拥抱变革、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中的民主,聚在一起谈论思想,比如学习型组织正和岛。
王石曾自我批评说作为企业家,他还很“青涩”。吴晓波称之为“青涩的男三号”(政治家男一号,知识分子男二号)。
但男三号有没有可能成为变革中的“男一号”呢?这是摆在富人面前的一道门槛,需要靠的是其人格的确立与智慧的觉醒。
最富有行动力的人,才是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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