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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   

2013-12-11 12:0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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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此患上了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呆小病,这一状况直到后来碘盐的大量使用才得到改善。 据《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记载,1960年前后,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由于食物生产和分配的匮乏而徒然丧命,死亡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疾病:以消瘦和营养不良为特征的全身性饥饿和精神错乱。 全身性饥饿增加了人对许多病菌的易感性,反过来,感染又加速了全身性饥饿的过程。由于健康恶化和死亡率上升使社会更加混乱。营养不良更为严重,从而导致疾病的快速传播。在中国,伤寒流行曾经与饥荒联系在一起,到处肆虐。 饥荒所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精神错乱。在“三年困难时期”所引发的大饥荒中,一些地方出现的自杀事件就是这类后果的极端印证。 在政府有效运转和民间秩序稳定的情况下,一些疾病并不可怕,然而当政府和民间社会都陷入混乱时,这些疾病就会乘虚而入。《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一书写道:1955年之前,中国的脊椎灰质炎发病非常普遍,后来政府有效的免疫工作使得这一疾病得到了控制。到了“文革”早期(1968—1970年),中国又出现了脊椎灰质炎的大规模流行,而这段时期所有的卫生免疫工作几乎都停顿了。 如果天灾难以避免,至少人祸应当杜绝。 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国门的全面洞开和观念的开放,中国的一些“旧病”又开始复发,一些“新病”开始出现。 最有代表意义的“旧病”非性病莫属。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基本上消灭了性病。然而,1984年,人们重新发现了性病病人,到1988年,性病病人已“成千上万”。沿海地区,如广东、广西、福建等是中国发病率最高的地区。 曾有一位国家性病防治委员会的领导认为,性病的再度流行来自“卖淫业的复萌,‘性团伙’活动增加以及部分追求性自由的青少年对性的态度的转变”。2006年,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专家陈祥生称,近十几年来中国性病发病率每年以20%至30%的速度增加,呈逐年上升趋势。梅毒、淋病等性病,目前在全国许多地区的发病率已跃居传染病发病顺位的第2、3位。 更多的“新病”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中国拥抱了全球化,也意味着接受疾病的全球化。上世纪80年代后艾滋病的全球蔓延,

流行病 文郭小为 如果撇开诸多常见病,不难发现,1949年至今60多年里,中国内地出现的许多典型病症,往往暗合着当时的时代节拍。这里面,有天灾,亦有人祸。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疾病的历史。”正如瑞典疾病史专家汉森(Folke Henschen)所说,人类自诞生那天开始,各种各样的疾病就如影随形,延续至今。疾病袭来,不分贵贱贫富,都要受到影响,概莫能外。 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斯·F.基普尔在《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说:“疾病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恒久的生物性经验之一:疾病不仅是人类生活和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其存灭与盛衰更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变迁有着紧密而复杂的互动关系。” 中华民族一如其他民族,自上古以来就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疾病。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虽然消灭了天花,但仍有许多疾病困扰着人们。撇开诸多常见病,不难发现,1949年至今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出现的许多典型病症,往往暗合着当时的时代节拍。这里面,有天灾,亦有人祸。 而中国人所遭受的典型病症,也印证了基普尔所说的“反映特殊时代和文化的价值与信仰的一种隐喻”。 当政府和民间社会都陷入混乱时,某些疾病会乘虚而入。 20世纪中期的中国是从一连串无休止的天灾人祸中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人均收入很低、缺衣少食、医疗保健体系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当时主要的疾病是传染病和营养性疾病。 20世纪50年代以前,沙眼曾在我国广泛流行。有些地区,发病率可能达到90%。这种传染性眼病,曾经是中国一类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此后,针对共用毛巾习惯的教育“一人一巾,流水洗脸”,开始在卫生条件有限的民众中普及。70年代后,发病率大大降低。 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70%的农村有疟疾流行。在采取了包括环境控制、传播期间的大规模化学预防和大规模治疗等各种措施后,疟疾的发病率大幅下降。这一时期的另一种由蚊子传播的寄生虫病——丝虫病,也同样因为灭蚊,而被有力控制。 除了诸多生活条件所导致的传染性疾病之外,人们还一度饱受一些营养性疾病的困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性甲状腺肿。因为饮食中缺碘,许多流行病

 

文/郭小为

 

如果撇开诸多常见病,不难发现,1949年至今60多年里,中国内地出现的许多典型病症,往往暗合着当时的时代节拍。这里面,有天灾,亦有人祸。

人因此患上了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呆小病,这一状况直到后来碘盐的大量使用才得到改善。 据《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记载,1960年前后,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由于食物生产和分配的匮乏而徒然丧命,死亡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疾病:以消瘦和营养不良为特征的全身性饥饿和精神错乱。 全身性饥饿增加了人对许多病菌的易感性,反过来,感染又加速了全身性饥饿的过程。由于健康恶化和死亡率上升使社会更加混乱。营养不良更为严重,从而导致疾病的快速传播。在中国,伤寒流行曾经与饥荒联系在一起,到处肆虐。 饥荒所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精神错乱。在“三年困难时期”所引发的大饥荒中,一些地方出现的自杀事件就是这类后果的极端印证。 在政府有效运转和民间秩序稳定的情况下,一些疾病并不可怕,然而当政府和民间社会都陷入混乱时,这些疾病就会乘虚而入。《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一书写道:1955年之前,中国的脊椎灰质炎发病非常普遍,后来政府有效的免疫工作使得这一疾病得到了控制。到了“文革”早期(1968—1970年),中国又出现了脊椎灰质炎的大规模流行,而这段时期所有的卫生免疫工作几乎都停顿了。 如果天灾难以避免,至少人祸应当杜绝。 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国门的全面洞开和观念的开放,中国的一些“旧病”又开始复发,一些“新病”开始出现。 最有代表意义的“旧病”非性病莫属。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基本上消灭了性病。然而,1984年,人们重新发现了性病病人,到1988年,性病病人已“成千上万”。沿海地区,如广东、广西、福建等是中国发病率最高的地区。 曾有一位国家性病防治委员会的领导认为,性病的再度流行来自“卖淫业的复萌,‘性团伙’活动增加以及部分追求性自由的青少年对性的态度的转变”。2006年,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专家陈祥生称,近十几年来中国性病发病率每年以20%至30%的速度增加,呈逐年上升趋势。梅毒、淋病等性病,目前在全国许多地区的发病率已跃居传染病发病顺位的第2、3位。 更多的“新病”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中国拥抱了全球化,也意味着接受疾病的全球化。上世纪80年代后艾滋病的全球蔓延,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疾病的历史。”正如瑞典疾病史专家汉森(Folke Henschen)所说,人类自诞生那天开始,各种各样的疾病就如影随形,延续至今。疾病袭来,不分贵贱贫富,都要受到影响,概莫能外。
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斯·F.基普尔在《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说:“疾病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恒久的生物性经验之一:疾病不仅是人类生活和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其存灭与盛衰更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变迁有着紧密而复杂的互动关系。”人因此患上了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呆小病,这一状况直到后来碘盐的大量使用才得到改善。 据《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记载,1960年前后,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由于食物生产和分配的匮乏而徒然丧命,死亡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疾病:以消瘦和营养不良为特征的全身性饥饿和精神错乱。 全身性饥饿增加了人对许多病菌的易感性,反过来,感染又加速了全身性饥饿的过程。由于健康恶化和死亡率上升使社会更加混乱。营养不良更为严重,从而导致疾病的快速传播。在中国,伤寒流行曾经与饥荒联系在一起,到处肆虐。 饥荒所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精神错乱。在“三年困难时期”所引发的大饥荒中,一些地方出现的自杀事件就是这类后果的极端印证。 在政府有效运转和民间秩序稳定的情况下,一些疾病并不可怕,然而当政府和民间社会都陷入混乱时,这些疾病就会乘虚而入。《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一书写道:1955年之前,中国的脊椎灰质炎发病非常普遍,后来政府有效的免疫工作使得这一疾病得到了控制。到了“文革”早期(1968—1970年),中国又出现了脊椎灰质炎的大规模流行,而这段时期所有的卫生免疫工作几乎都停顿了。 如果天灾难以避免,至少人祸应当杜绝。 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国门的全面洞开和观念的开放,中国的一些“旧病”又开始复发,一些“新病”开始出现。 最有代表意义的“旧病”非性病莫属。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基本上消灭了性病。然而,1984年,人们重新发现了性病病人,到1988年,性病病人已“成千上万”。沿海地区,如广东、广西、福建等是中国发病率最高的地区。 曾有一位国家性病防治委员会的领导认为,性病的再度流行来自“卖淫业的复萌,‘性团伙’活动增加以及部分追求性自由的青少年对性的态度的转变”。2006年,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专家陈祥生称,近十几年来中国性病发病率每年以20%至30%的速度增加,呈逐年上升趋势。梅毒、淋病等性病,目前在全国许多地区的发病率已跃居传染病发病顺位的第2、3位。 更多的“新病”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中国拥抱了全球化,也意味着接受疾病的全球化。上世纪80年代后艾滋病的全球蔓延,
中华民族一如其他民族,自上古以来就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疾病。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虽然消灭了天花,但仍有许多疾病困扰着人们。撇开诸多常见病,不难发现,1949年至今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出现的许多典型病症,往往暗合着当时的时代节拍。这里面,有天灾,亦有人祸。
而中国人所遭受的典型病症,也印证了基普尔所说的“反映特殊时代和文化的价值与信仰的一种隐喻”。
SARS和禽流感的广泛威胁,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疾病流行趋势变化,都是中国这30多年来所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1982年,艾滋病病毒被证实已从美国通过血液制品传入中国。1989年8月,中国仅有22例人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和3例艾滋病病人。1989年晚些时候,出现了第一例本土原发病例的报道。此后,中国艾滋病的患病人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1997年,中国香港发生第一次高致病性H5N1型人禽流感暴发后,禽流感开始在全球蔓延,全球各地都不断出现动物和人禽流感疫情。到了2004年,中国开始全面暴发高致病性禽流感;2007年,中国发现首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 这些疾病的暴发或多或少都离不开人们生活陋习的流行和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一个典型的人祸案例就是2008年轰动一时的“三聚氰胺事件”。后来的流行病学调查证实,婴儿“肾结石事件”是三鹿牌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所致。 “在生物的演化史上,人类正是制造生物浩劫的一大来源,人类对其周遭生物的迫害、冲击,跟某些要人性命的传染病对人体的伤害,是属于同一类的。”台湾学者陈胜坤在他的论著《中国疾病史》中的这段话,对于今天所有的人而言,或许都是一句语重心长的警告。如果天灾难以避免,至少人祸应当杜绝。 当政府和民间社会都陷入混乱时,某些疾病会乘虚而入。

20世纪中期的中国是从一连串无休止的天灾人祸中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人均收入很低、缺衣少食、医疗保健体系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当时主要的疾病是传染病和营养性疾病。
20世纪50年代以前,沙眼曾在我国广泛流行。有些地区,发病率可能达到90%。这种传染性眼病,曾经是中国一类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此后,针对共用毛巾习惯的教育“一人一巾,流水洗脸”,开始在卫生条件有限的民众中普及。70年代后,发病率大大降低。
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70%的农村有疟疾流行。在采取了包括环境控制、传播期间的大规模化学预防和大规模治疗等各种措施后,疟疾的发病率大幅下降。这一时期的另一种由蚊子传播的寄生虫病——丝虫病,也同样因为灭蚊,而被有力控制。
除了诸多生活条件所导致的传染性疾病之外,人们还一度饱受一些营养性疾病的困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性甲状腺肿。因为饮食中缺碘,许多人因此患上了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呆小病,这一状况直到后来碘盐的大量使用才得到改善。
据《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记载,1960年前后,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由于食物生产和分配的匮乏而徒然丧命,死亡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疾病:以消瘦和营养不良为特征的全身性饥饿和精神错乱。
全身性饥饿增加了人对许多病菌的易感性,反过来,感染又加速了全身性饥饿的过程。由于健康恶化和死亡率上升使社会更加混乱。营养不良更为严重,从而导致疾病的快速传播。在中国,伤寒流行曾经与饥荒联系在一起,到处肆虐。
饥荒所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精神错乱。在“三年困难时期”所引发的大饥荒中,一些地方出现的自杀事件就是这类后果的极端印证。
在政府有效运转和民间秩序稳定的情况下,一些疾病并不可怕,然而当政府和民间社会都陷入混乱时,这些疾病就会乘虚而入。《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一书写道:1955年之前,中国的脊椎灰质炎发病非常普遍,后来政府有效的免疫工作使得这一疾病得到了控制。到了“文革”早期(1968—1970年),中国又出现了脊椎灰质炎的大规模流行,而这段时期所有的卫生免疫工作几乎都停顿了。

如果天灾难以避免,至少人祸应当杜绝。

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国门的全面洞开和观念的开放,中国的一些“旧病”又开始复发,一些“新病”开始出现。流行病 文郭小为 如果撇开诸多常见病,不难发现,1949年至今60多年里,中国内地出现的许多典型病症,往往暗合着当时的时代节拍。这里面,有天灾,亦有人祸。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疾病的历史。”正如瑞典疾病史专家汉森(Folke Henschen)所说,人类自诞生那天开始,各种各样的疾病就如影随形,延续至今。疾病袭来,不分贵贱贫富,都要受到影响,概莫能外。 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斯·F.基普尔在《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说:“疾病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恒久的生物性经验之一:疾病不仅是人类生活和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其存灭与盛衰更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变迁有着紧密而复杂的互动关系。” 中华民族一如其他民族,自上古以来就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疾病。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虽然消灭了天花,但仍有许多疾病困扰着人们。撇开诸多常见病,不难发现,1949年至今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出现的许多典型病症,往往暗合着当时的时代节拍。这里面,有天灾,亦有人祸。 而中国人所遭受的典型病症,也印证了基普尔所说的“反映特殊时代和文化的价值与信仰的一种隐喻”。 当政府和民间社会都陷入混乱时,某些疾病会乘虚而入。 20世纪中期的中国是从一连串无休止的天灾人祸中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人均收入很低、缺衣少食、医疗保健体系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当时主要的疾病是传染病和营养性疾病。 20世纪50年代以前,沙眼曾在我国广泛流行。有些地区,发病率可能达到90%。这种传染性眼病,曾经是中国一类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此后,针对共用毛巾习惯的教育“一人一巾,流水洗脸”,开始在卫生条件有限的民众中普及。70年代后,发病率大大降低。 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70%的农村有疟疾流行。在采取了包括环境控制、传播期间的大规模化学预防和大规模治疗等各种措施后,疟疾的发病率大幅下降。这一时期的另一种由蚊子传播的寄生虫病——丝虫病,也同样因为灭蚊,而被有力控制。 除了诸多生活条件所导致的传染性疾病之外,人们还一度饱受一些营养性疾病的困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性甲状腺肿。因为饮食中缺碘,许多
最有代表意义的“旧病”非性病莫属。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基本上消灭了性病。然而,1984年,人们重新发现了性病病人,到1988年,性病病人已“成千上万”。沿海地区,如广东、广西、福建等是中国发病率最高的地区。
曾有一位国家性病防治委员会的领导认为,性病的再度流行来自“卖淫业的复萌,‘性团伙’活动增加以及部分追求性自由的青少年对性的态度的转变”。2006年,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专家陈祥生称,近十几年来中国性病发病率每年以20%至30%的速度增加,呈逐年上升趋势。梅毒、淋病等性病,目前在全国许多地区的发病率已跃居传染病发病顺位的第2、3位。
更多的“新病”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中国拥抱了全球化,也意味着接受疾病的全球化。上世纪80年代后艾滋病的全球蔓延,SARS和禽流感的广泛威胁,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疾病流行趋势变化,都是中国这30多年来所必须面对的新课题。SARS和禽流感的广泛威胁,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疾病流行趋势变化,都是中国这30多年来所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1982年,艾滋病病毒被证实已从美国通过血液制品传入中国。1989年8月,中国仅有22例人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和3例艾滋病病人。1989年晚些时候,出现了第一例本土原发病例的报道。此后,中国艾滋病的患病人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1997年,中国香港发生第一次高致病性H5N1型人禽流感暴发后,禽流感开始在全球蔓延,全球各地都不断出现动物和人禽流感疫情。到了2004年,中国开始全面暴发高致病性禽流感;2007年,中国发现首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 这些疾病的暴发或多或少都离不开人们生活陋习的流行和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一个典型的人祸案例就是2008年轰动一时的“三聚氰胺事件”。后来的流行病学调查证实,婴儿“肾结石事件”是三鹿牌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所致。 “在生物的演化史上,人类正是制造生物浩劫的一大来源,人类对其周遭生物的迫害、冲击,跟某些要人性命的传染病对人体的伤害,是属于同一类的。”台湾学者陈胜坤在他的论著《中国疾病史》中的这段话,对于今天所有的人而言,或许都是一句语重心长的警告。如果天灾难以避免,至少人祸应当杜绝。
1982年,艾滋病病毒被证实已从美国通过血液制品传入中国。1989年8月,中国仅有22例人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和3例艾滋病病人。1989年晚些时候,出现了第一例本土原发病例的报道。此后,中国艾滋病的患病人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1997年,中国香港发生第一次高致病性H5N1型人禽流感暴发后,禽流感开始在全球蔓延,全球各地都不断出现动物和人禽流感疫情。到了2004年,中国开始全面暴发高致病性禽流感;2007年,中国发现首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
这些疾病的暴发或多或少都离不开人们生活陋习的流行和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一个典型的人祸案例就是2008年轰动一时的“三聚氰胺事件”。后来的流行病学调查证实,婴儿“肾结石事件”是三鹿牌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所致。流行病 文郭小为 如果撇开诸多常见病,不难发现,1949年至今60多年里,中国内地出现的许多典型病症,往往暗合着当时的时代节拍。这里面,有天灾,亦有人祸。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疾病的历史。”正如瑞典疾病史专家汉森(Folke Henschen)所说,人类自诞生那天开始,各种各样的疾病就如影随形,延续至今。疾病袭来,不分贵贱贫富,都要受到影响,概莫能外。 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斯·F.基普尔在《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说:“疾病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恒久的生物性经验之一:疾病不仅是人类生活和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其存灭与盛衰更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变迁有着紧密而复杂的互动关系。” 中华民族一如其他民族,自上古以来就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疾病。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虽然消灭了天花,但仍有许多疾病困扰着人们。撇开诸多常见病,不难发现,1949年至今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出现的许多典型病症,往往暗合着当时的时代节拍。这里面,有天灾,亦有人祸。 而中国人所遭受的典型病症,也印证了基普尔所说的“反映特殊时代和文化的价值与信仰的一种隐喻”。 当政府和民间社会都陷入混乱时,某些疾病会乘虚而入。 20世纪中期的中国是从一连串无休止的天灾人祸中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人均收入很低、缺衣少食、医疗保健体系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当时主要的疾病是传染病和营养性疾病。 20世纪50年代以前,沙眼曾在我国广泛流行。有些地区,发病率可能达到90%。这种传染性眼病,曾经是中国一类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此后,针对共用毛巾习惯的教育“一人一巾,流水洗脸”,开始在卫生条件有限的民众中普及。70年代后,发病率大大降低。 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70%的农村有疟疾流行。在采取了包括环境控制、传播期间的大规模化学预防和大规模治疗等各种措施后,疟疾的发病率大幅下降。这一时期的另一种由蚊子传播的寄生虫病——丝虫病,也同样因为灭蚊,而被有力控制。 除了诸多生活条件所导致的传染性疾病之外,人们还一度饱受一些营养性疾病的困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性甲状腺肿。因为饮食中缺碘,许多
“在生物的演化史上,人类正是制造生物浩劫的一大来源,人类对其周遭生物的迫害、冲击,跟某些要人性命的传染病对人体的伤害,是属于同一类的。”台湾学者陈胜坤在他的论著《中国疾病史》中的这段话,对于今天所有的人而言,或许都是一句语重心长的警告。如果天灾难以避免,至少人祸应当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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