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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创办于1996年8月18日,十二年猛进,已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最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 《新周刊》由广东出版集团、三九企业集团联合主办。 《新周刊》每期128页全彩印刷,每月1日、15日出版,零售价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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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中的食物政治   

2012-07-12 12:41:00|  分类: 《新周刊》每期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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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被迫在家做起了“宅男”,好把精力保存到第二年。拿白家的大少爷白孝文为例,“整个一个冬天喝稀糁子凑合到腊月。到白鹿镇的馍铺里买了五个白生生的罐罐儿馍,向馍铺掌柜讨了一壶酽茶喝了,算是自己给自己过了个年”。 如果遇上荒年,饥饿比世界上任何灾难都更难以忍受。“柿可当食,萝卜亦可就生。野菜野草刚挣出地皮就被人们连根挖去煮食了,树叶刚绽开也被捋去下锅了,先是柳树杨树,接着是榆树构树椿树,随后就把一切树叶都煮食净光了。剃掉(榆树)粗皮留下内瓤,剁成细末儿和水熬煮,就变成又粘又稠的绝佳的糊糊。”连有男人养、在白鹿原上出了名的“荡妇”田小娥都不敢浪费粮食。白孝文去神禾村头家财东李龟年讨来一个豌豆面搅着麦子面的混面馍馍,居然吃出了“香甜甘美”。而像鹿三这样的长工人家,饥馑年节甚至还需要将家里的布匹和衣服拿去换粮。所谓缺什么求什么,在这种长期的饥饿困境下,难怪连书中的儿歌唱的都是“狗烧锅、猫擀面、狗择葱、猫砸蒜,一家子吃个团圆饭”。 农民饮食丰富,才能使剩余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从而让封建农业演进成了工业化农业。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而这个系数放在白鹿原的世界里,顿时显得有些讽刺了。 白鹿原农民的消费支出十之八九用于食粮,不但很少吃肉,连蔬菜和调味品都很少。在有限的调味品费用中,食盐还要占据相当的比例,可以说,农民的饮食几乎完全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对照同时代的冯玉祥将军对20世纪初河北农村生活的回忆:“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的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己。”方知此言不虚。 据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的研究资料显示,同时期中国农民的营养量普遍不足,蛋白质缺乏16.8%,脂肪缺乏21.4%,碳水化合物缺乏14.9%。而正常成年人每天营养摄入中,碳水化合物产生的热量应占总热量的45%—60%。脂肪摄入总量应控制在所有食物热量的20%到35%。 封建时代农业生产率低下,加上靠天吃饭,农民“吃不好、吃不饱”本该是题中之义,但颇令人值得玩味的是,与《白鹿原》同时期的英国农民的饮食热量不降反增。 14世纪黑死病时期以前,英国农民与中国农民一样,饮食中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在乔叟14世纪写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修女与神父”的故事,农村穷寡妇吃的主要是黑面包和牛奶,有时也吃一点烤肉和一两个鸡蛋。显然,农民饮食中的蛋白质类食品是缺乏的。 而据侯建新教授的研究,至1850年左右,小麦在英国农民的谷物消费中已占据主导地位,达到90%。据1863年的一项统计表明,英国北部诸郡每周每人的食肉量分别为:诺森伯兰郡35盎司,达勒姆郡30盎司,兰开夏郡27盎司。 到工业革命前,农业雇工的饮食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改善。据记载,汉普郡农场雇工一日两餐的消费情况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腌猪肉、马铃薯、白菜、萝卜和少量的啤酒,晚饭是面包和奶酪。而星期天,人们还能吃上鲜猪肉。在北安普顿郡,雇工的两餐分别为:早餐有腌肉、

农民饮食营养摄入与农业的进化
《白鹿原》中的食物政治

在《白鹿原》中不仅可以读到乡土中国的一个侧面,还能看到农民饮食结构等细节。在中国农民为吃饱肚子而奔忙的同时期,欧洲农民的饮食营养摄入逐步上升,并因此带来了农业生产的结构变化和整个社会的飞跃。

 

奶酪,午餐有面包、啤酒、烤肉(或煮肉)和布丁,晚餐和午餐大致一样,只不过外加少量啤酒。 看似饭桌上的小小改变,却孕育了一个封建时代向工业时代的勃兴:农民饮食的丰富,才足以造就剩余的农产品,这些剩余农产品进入市场等流通领域,让农民在交换中处于主导地位,农产品带来货币,货币带来机械化生产工具,从而改变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基本状态,封建农业也在弹指一挥间演进成了工业化农业。 但反观中国,在封建末日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白鹿原上农民虽然也将粮食送到市场,但却是为了交捐纳税、用细粮换取粗粮,维持本已不易的生存状态,许多农民经历着出售粮食—货币—购进粮食的过程。诚如《白鹿原》中所言:“在可怕的饥馑刚刚露出暴虐先兆的时候,各色粮食一下子就被推到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由低价出售粮食,到高价购进粮食,一出一进其中间受商人或高利贷者的盘剥,小农经济难以积蓄和发展,这或许才是白鹿原上农民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始终无法进化的症结所在。这一出一进,都是在饥饿的严重威胁下进行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陶内在1932年写到的:“在(中国)许多地区,乡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农民长期处于温饱的边缘,不得不被牢牢束缚在维持着温饱的土地上,个体力量无法勃兴,既舍不得丢下土地进城当工人,又无法通过自身积累演进为农场主,进行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中国错失了现代化的又一次机遇。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当下的人们虽无饮食之忧,但精神营养的摄取也正如白鹿原上的农民一样,只为吃饱肚子,我们的精神和文化的进化是否也面临着白鹿原的困局?

文/慕铭

 

白鹿原是这个大国家里的一个小角落,白嘉轩、黑娃、鹿三也是那个大时代的小人物。但无论怎样小,同样是这种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国的一方小小社会,无论怎样小也足以为我们提供管中窥豹的机会。白鹿原纵然虚幻,却是千余年乡土中国的一个纵切面。奶酪,午餐有面包、啤酒、烤肉(或煮肉)和布丁,晚餐和午餐大致一样,只不过外加少量啤酒。 看似饭桌上的小小改变,却孕育了一个封建时代向工业时代的勃兴:农民饮食的丰富,才足以造就剩余的农产品,这些剩余农产品进入市场等流通领域,让农民在交换中处于主导地位,农产品带来货币,货币带来机械化生产工具,从而改变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基本状态,封建农业也在弹指一挥间演进成了工业化农业。 但反观中国,在封建末日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白鹿原上农民虽然也将粮食送到市场,但却是为了交捐纳税、用细粮换取粗粮,维持本已不易的生存状态,许多农民经历着出售粮食—货币—购进粮食的过程。诚如《白鹿原》中所言:“在可怕的饥馑刚刚露出暴虐先兆的时候,各色粮食一下子就被推到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由低价出售粮食,到高价购进粮食,一出一进其中间受商人或高利贷者的盘剥,小农经济难以积蓄和发展,这或许才是白鹿原上农民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始终无法进化的症结所在。这一出一进,都是在饥饿的严重威胁下进行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陶内在1932年写到的:“在(中国)许多地区,乡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农民长期处于温饱的边缘,不得不被牢牢束缚在维持着温饱的土地上,个体力量无法勃兴,既舍不得丢下土地进城当工人,又无法通过自身积累演进为农场主,进行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中国错失了现代化的又一次机遇。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当下的人们虽无饮食之忧,但精神营养的摄取也正如白鹿原上的农民一样,只为吃饱肚子,我们的精神和文化的进化是否也面临着白鹿原的困局?
翻开《白鹿原》需要一双厚重的手,才能揭开一个民族的苦难史——即使白鹿原这样一个梦幻天堂,“丰年吃不饱,灾年饿死人”也基本是这片世界的常态。普通人家所食极为粗简,基本以包谷面、小米等杂粮为主食,每日两餐,能吃上“豆腐脑、油饼和饸饹”就算是破费了,间或吃上一次夹老鸹头(把和成筋的面,用筷子夹着,一块一块下到锅里)都成为鹿三的梦想。人们所食蔬菜主要有大白菜、红白萝卜、蒜薹等,配以辣椒、蒜泥。至于肉食,只有白、鹿两家“大户”婚丧嫁娶,招呼邻里,大家才能吃上一点儿。就连朱先生这样闻名遐迩的“关中大儒”,早饭所食也不过是“红豆小米粥,掺着扁豆面的蒸馍,切细的萝卜丝里拌着几滴香油”。
《白鹿原》的价值就在于,里面不但能读到唱红打黑,还能窥见清末民初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包括饮食营养摄入量。

农民饮食营养摄入与农业的进化 《白鹿原》中的食物政治 在《白鹿原》中不仅可以读到乡土中国的一个侧面,还能看到农民饮食结构等细节。在中国农民为吃饱肚子而奔忙的同时期,欧洲农民的饮食营养摄入逐步上升,并因此带来了农业生产的结构变化和整个社会的飞跃。 文慕铭 白鹿原是这个大国家里的一个小角落,白嘉轩、黑娃、鹿三也是那个大时代的小人物。但无论怎样小,同样是这种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国的一方小小社会,无论怎样小也足以为我们提供管中窥豹的机会。白鹿原纵然虚幻,却是千余年乡土中国的一个纵切面。 翻开《白鹿原》需要一双厚重的手,才能揭开一个民族的苦难史——即使白鹿原这样一个梦幻天堂,“丰年吃不饱,灾年饿死人”也基本是这片世界的常态。普通人家所食极为粗简,基本以包谷面、小米等杂粮为主食,每日两餐,能吃上“豆腐脑、油饼和饸饹”就算是破费了,间或吃上一次夹老鸹头(把和成筋的面,用筷子夹着,一块一块下到锅里)都成为鹿三的梦想。人们所食蔬菜主要有大白菜、红白萝卜、蒜薹等,配以辣椒、蒜泥。至于肉食,只有白、鹿两家“大户”婚丧嫁娶,招呼邻里,大家才能吃上一点儿。就连朱先生这样闻名遐迩的“关中大儒”,早饭所食也不过是“红豆小米粥,掺着扁豆面的蒸馍,切细的萝卜丝里拌着几滴香油”。 《白鹿原》的价值就在于,里面不但能读到唱红打黑,还能窥见清末民初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包括饮食营养摄入量。 即使白嘉轩这样大地主也只能吃麦子面掺玉米面的馍,小地主不但顿顿是杂粮,饭后还要“舔碗”,长工更是只能吃辣椒、蒜泥配馍。 这批在世人眼中贴着“地主”标签的白嘉轩、鹿子霖们,在饮食上的压力并不比普通农民轻松。即便是白嘉轩这样在白鹿原上的富家大户,下酒时无非也就是一盘炒鸡蛋、一盘凉拌黄瓜丝、一盘干蘑菇和一盘熏猪肉而已,而那块熏猪肉“平时暗藏在地窖里,遇着母亲白赵氏生日或是重要亲戚才用刀削下细细的一绺”。富家大户尚且如此,小地主的日子就更有限了。黄老五平常也就和他母亲单独吃点白面,家里其他人和长工一个灶吃饭。黑娃在给黄老五家打工时,“黄老五也是一天三顿陪着他,除了晌午吃一顿稀汤面全部都是杂粮,包谷黑豆稻黍豌豆变换着蒸馍”。不仅如此,为了节省粮食,有些小地主饭后还舔碗,“大碗里残留着稀稀拉拉的黄色的包谷糁子,(黄老五)伸出又长又肥的舌头,沿着碗的内沿,吧唧一声舔过去,那碗里就像抹布擦过了一样干净”。 在这种热量摄入下,从事繁重的农业劳作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下地干活的雇工们的饮食反比最下层的农户好一些,特别是在农忙时节,一般一天能吃上两顿馍加咸菜,有时中午还能吃点炒菜。黑娃在去郭举人家做长工时,午餐是“一碟辣椒和一碟蒜泥,竹编的浅篮里垒着四五个馍馍,腌渍蒜薹加米汤”。收了麦子,大家吃上几顿白面面条,就是一种奢侈了。只有几个最富有的人家才能将白面一直吃到八月,也只有这几户人家才能保证全年都能一日两餐。就连白灵这样的大小姐,饿了无非也就让母亲给送两个馍,还是“半是麦子面半是玉米面的”。大多数人入冬以后都要减成两顿饭,有的甚至只能吃一顿。由于缺乏营养,他们就尽量少活即使白嘉轩这样大地主也只能吃麦子面掺玉米面的馍,小地主不但顿顿是杂粮,饭后还要“舔碗”,长工更是只能吃辣椒、蒜泥配馍。

这批在世人眼中贴着“地主”标签的白嘉轩、鹿子霖们,在饮食上的压力并不比普通农民轻松。即便是白嘉轩这样在白鹿原上的富家大户,下酒时无非也就是一盘炒鸡蛋、一盘凉拌黄瓜丝、一盘干蘑菇和一盘熏猪肉而已,而那块熏猪肉“平时暗藏在地窖里,遇着母亲白赵氏生日或是重要亲戚才用刀削下细细的一绺”。富家大户尚且如此,小地主的日子就更有限了。黄老五平常也就和他母亲单独吃点白面,家里其他人和长工一个灶吃饭。黑娃在给黄老五家打工时,“黄老五也是一天三顿陪着他,除了晌午吃一顿稀汤面全部都是杂粮,包谷黑豆稻黍豌豆变换着蒸馍”。不仅如此,为了节省粮食,有些小地主饭后还舔碗,“大碗里残留着稀稀拉拉的黄色的包谷糁子,(黄老五)伸出又长又肥的舌头,沿着碗的内沿,吧唧一声舔过去,那碗里就像抹布擦过了一样干净”。
在这种热量摄入下,从事繁重的农业劳作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下地干活的雇工们的饮食反比最下层的农户好一些,特别是在农忙时节,一般一天能吃上两顿馍加咸菜,有时中午还能吃点炒菜。黑娃在去郭举人家做长工时,午餐是“一碟辣椒和一碟蒜泥,竹编的浅篮里垒着四五个馍馍,腌渍蒜薹加米汤”。收了麦子,大家吃上几顿白面面条,就是一种奢侈了。只有几个最富有的人家才能将白面一直吃到八月,也只有这几户人家才能保证全年都能一日两餐。就连白灵这样的大小姐,饿了无非也就让母亲给送两个馍,还是“半是麦子面半是玉米面的”。大多数人入冬以后都要减成两顿饭,有的甚至只能吃一顿。由于缺乏营养,他们就尽量少活动,被迫在家做起了“宅男”,好把精力保存到第二年。拿白家的大少爷白孝文为例,“整个一个冬天喝稀糁子凑合到腊月。到白鹿镇的馍铺里买了五个白生生的罐罐儿馍,向馍铺掌柜讨了一壶酽茶喝了,算是自己给自己过了个年”。奶酪,午餐有面包、啤酒、烤肉(或煮肉)和布丁,晚餐和午餐大致一样,只不过外加少量啤酒。 看似饭桌上的小小改变,却孕育了一个封建时代向工业时代的勃兴:农民饮食的丰富,才足以造就剩余的农产品,这些剩余农产品进入市场等流通领域,让农民在交换中处于主导地位,农产品带来货币,货币带来机械化生产工具,从而改变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基本状态,封建农业也在弹指一挥间演进成了工业化农业。 但反观中国,在封建末日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白鹿原上农民虽然也将粮食送到市场,但却是为了交捐纳税、用细粮换取粗粮,维持本已不易的生存状态,许多农民经历着出售粮食—货币—购进粮食的过程。诚如《白鹿原》中所言:“在可怕的饥馑刚刚露出暴虐先兆的时候,各色粮食一下子就被推到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由低价出售粮食,到高价购进粮食,一出一进其中间受商人或高利贷者的盘剥,小农经济难以积蓄和发展,这或许才是白鹿原上农民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始终无法进化的症结所在。这一出一进,都是在饥饿的严重威胁下进行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陶内在1932年写到的:“在(中国)许多地区,乡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农民长期处于温饱的边缘,不得不被牢牢束缚在维持着温饱的土地上,个体力量无法勃兴,既舍不得丢下土地进城当工人,又无法通过自身积累演进为农场主,进行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中国错失了现代化的又一次机遇。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当下的人们虽无饮食之忧,但精神营养的摄取也正如白鹿原上的农民一样,只为吃饱肚子,我们的精神和文化的进化是否也面临着白鹿原的困局?
如果遇上荒年,饥饿比世界上任何灾难都更难以忍受。“柿可当食,萝卜亦可就生。野菜野草刚挣出地皮就被人们连根挖去煮食了,树叶刚绽开也被捋去下锅了,先是柳树杨树,接着是榆树构树椿树,随后就把一切树叶都煮食净光了。剃掉(榆树)粗皮留下内瓤,剁成细末儿和水熬煮,就变成又粘又稠的绝佳的糊糊。”连有男人养、在白鹿原上出了名的“荡妇”田小娥都不敢浪费粮食。白孝文去神禾村头家财东李龟年讨来一个豌豆面搅着麦子面的混面馍馍,居然吃出了“香甜甘美”。而像鹿三这样的长工人家,饥馑年节甚至还需要将家里的布匹和衣服拿去换粮。所谓缺什么求什么,在这种长期的饥饿困境下,难怪连书中的儿歌唱的都是“狗烧锅、猫擀面、狗择葱、猫砸蒜,一家子吃个团圆饭”。

农民饮食丰富,才能使剩余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从而让封建农业演进成了工业化农业。

奶酪,午餐有面包、啤酒、烤肉(或煮肉)和布丁,晚餐和午餐大致一样,只不过外加少量啤酒。 看似饭桌上的小小改变,却孕育了一个封建时代向工业时代的勃兴:农民饮食的丰富,才足以造就剩余的农产品,这些剩余农产品进入市场等流通领域,让农民在交换中处于主导地位,农产品带来货币,货币带来机械化生产工具,从而改变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基本状态,封建农业也在弹指一挥间演进成了工业化农业。 但反观中国,在封建末日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白鹿原上农民虽然也将粮食送到市场,但却是为了交捐纳税、用细粮换取粗粮,维持本已不易的生存状态,许多农民经历着出售粮食—货币—购进粮食的过程。诚如《白鹿原》中所言:“在可怕的饥馑刚刚露出暴虐先兆的时候,各色粮食一下子就被推到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由低价出售粮食,到高价购进粮食,一出一进其中间受商人或高利贷者的盘剥,小农经济难以积蓄和发展,这或许才是白鹿原上农民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始终无法进化的症结所在。这一出一进,都是在饥饿的严重威胁下进行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陶内在1932年写到的:“在(中国)许多地区,乡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农民长期处于温饱的边缘,不得不被牢牢束缚在维持着温饱的土地上,个体力量无法勃兴,既舍不得丢下土地进城当工人,又无法通过自身积累演进为农场主,进行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中国错失了现代化的又一次机遇。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当下的人们虽无饮食之忧,但精神营养的摄取也正如白鹿原上的农民一样,只为吃饱肚子,我们的精神和文化的进化是否也面临着白鹿原的困局?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而这个系数放在白鹿原的世界里,顿时显得有些讽刺了。
白鹿原农民的消费支出十之八九用于食粮,不但很少吃肉,连蔬菜和调味品都很少。在有限的调味品费用中,食盐还要占据相当的比例,可以说,农民的饮食几乎完全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对照同时代的冯玉祥将军对20世纪初河北农村生活的回忆:“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的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己。”方知此言不虚。
据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的研究资料显示,同时期中国农民的营养量普遍不足,蛋白质缺乏16.8%,脂肪缺乏21.4%,碳水化合物缺乏14.9%。而正常成年人每天营养摄入中,碳水化合物产生的热量应占总热量的45%—60%。脂肪摄入总量应控制在所有食物热量的20%到35%。农民饮食营养摄入与农业的进化 《白鹿原》中的食物政治 在《白鹿原》中不仅可以读到乡土中国的一个侧面,还能看到农民饮食结构等细节。在中国农民为吃饱肚子而奔忙的同时期,欧洲农民的饮食营养摄入逐步上升,并因此带来了农业生产的结构变化和整个社会的飞跃。 文慕铭 白鹿原是这个大国家里的一个小角落,白嘉轩、黑娃、鹿三也是那个大时代的小人物。但无论怎样小,同样是这种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国的一方小小社会,无论怎样小也足以为我们提供管中窥豹的机会。白鹿原纵然虚幻,却是千余年乡土中国的一个纵切面。 翻开《白鹿原》需要一双厚重的手,才能揭开一个民族的苦难史——即使白鹿原这样一个梦幻天堂,“丰年吃不饱,灾年饿死人”也基本是这片世界的常态。普通人家所食极为粗简,基本以包谷面、小米等杂粮为主食,每日两餐,能吃上“豆腐脑、油饼和饸饹”就算是破费了,间或吃上一次夹老鸹头(把和成筋的面,用筷子夹着,一块一块下到锅里)都成为鹿三的梦想。人们所食蔬菜主要有大白菜、红白萝卜、蒜薹等,配以辣椒、蒜泥。至于肉食,只有白、鹿两家“大户”婚丧嫁娶,招呼邻里,大家才能吃上一点儿。就连朱先生这样闻名遐迩的“关中大儒”,早饭所食也不过是“红豆小米粥,掺着扁豆面的蒸馍,切细的萝卜丝里拌着几滴香油”。 《白鹿原》的价值就在于,里面不但能读到唱红打黑,还能窥见清末民初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包括饮食营养摄入量。 即使白嘉轩这样大地主也只能吃麦子面掺玉米面的馍,小地主不但顿顿是杂粮,饭后还要“舔碗”,长工更是只能吃辣椒、蒜泥配馍。 这批在世人眼中贴着“地主”标签的白嘉轩、鹿子霖们,在饮食上的压力并不比普通农民轻松。即便是白嘉轩这样在白鹿原上的富家大户,下酒时无非也就是一盘炒鸡蛋、一盘凉拌黄瓜丝、一盘干蘑菇和一盘熏猪肉而已,而那块熏猪肉“平时暗藏在地窖里,遇着母亲白赵氏生日或是重要亲戚才用刀削下细细的一绺”。富家大户尚且如此,小地主的日子就更有限了。黄老五平常也就和他母亲单独吃点白面,家里其他人和长工一个灶吃饭。黑娃在给黄老五家打工时,“黄老五也是一天三顿陪着他,除了晌午吃一顿稀汤面全部都是杂粮,包谷黑豆稻黍豌豆变换着蒸馍”。不仅如此,为了节省粮食,有些小地主饭后还舔碗,“大碗里残留着稀稀拉拉的黄色的包谷糁子,(黄老五)伸出又长又肥的舌头,沿着碗的内沿,吧唧一声舔过去,那碗里就像抹布擦过了一样干净”。 在这种热量摄入下,从事繁重的农业劳作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下地干活的雇工们的饮食反比最下层的农户好一些,特别是在农忙时节,一般一天能吃上两顿馍加咸菜,有时中午还能吃点炒菜。黑娃在去郭举人家做长工时,午餐是“一碟辣椒和一碟蒜泥,竹编的浅篮里垒着四五个馍馍,腌渍蒜薹加米汤”。收了麦子,大家吃上几顿白面面条,就是一种奢侈了。只有几个最富有的人家才能将白面一直吃到八月,也只有这几户人家才能保证全年都能一日两餐。就连白灵这样的大小姐,饿了无非也就让母亲给送两个馍,还是“半是麦子面半是玉米面的”。大多数人入冬以后都要减成两顿饭,有的甚至只能吃一顿。由于缺乏营养,他们就尽量少活
封建时代农业生产率低下,加上靠天吃饭,农民“吃不好、吃不饱”本该是题中之义,但颇令人值得玩味的是,与《白鹿原》同时期的英国农民的饮食热量不降反增。
14世纪黑死病时期以前,英国农民与中国农民一样,饮食中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在乔叟14世纪写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修女与神父”的故事,农村穷寡妇吃的主要是黑面包和牛奶,有时也吃一点烤肉和一两个鸡蛋。显然,农民饮食中的蛋白质类食品是缺乏的。
而据侯建新教授的研究,至1850年左右,小麦在英国农民的谷物消费中已占据主导地位,达到90%。据1863年的一项统计表明,英国北部诸郡每周每人的食肉量分别为:诺森伯兰郡35盎司,达勒姆郡30盎司,兰开夏郡27盎司。
到工业革命前,农业雇工的饮食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改善。据记载,汉普郡农场雇工一日两餐的消费情况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腌猪肉、马铃薯、白菜、萝卜和少量的啤酒,晚饭是面包和奶酪。而星期天,人们还能吃上鲜猪肉。在北安普顿郡,雇工的两餐分别为:早餐有腌肉、奶酪,午餐有面包、啤酒、烤肉(或煮肉)和布丁,晚餐和午餐大致一样,只不过外加少量啤酒。
看似饭桌上的小小改变,却孕育了一个封建时代向工业时代的勃兴:农民饮食的丰富,才足以造就剩余的农产品,这些剩余农产品进入市场等流通领域,让农民在交换中处于主导地位,农产品带来货币,货币带来机械化生产工具,从而改变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基本状态,封建农业也在弹指一挥间演进成了工业化农业。
但反观中国,在封建末日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白鹿原上农民虽然也将粮食送到市场,但却是为了交捐纳税、用细粮换取粗粮,维持本已不易的生存状态,许多农民经历着出售粮食—货币—购进粮食的过程。诚如《白鹿原》中所言:“在可怕的饥馑刚刚露出暴虐先兆的时候,各色粮食一下子就被推到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由低价出售粮食,到高价购进粮食,一出一进其中间受商人或高利贷者的盘剥,小农经济难以积蓄和发展,这或许才是白鹿原上农民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始终无法进化的症结所在。这一出一进,都是在饥饿的严重威胁下进行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陶内在1932年写到的:“在(中国)许多地区,乡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农民长期处于温饱的边缘,不得不被牢牢束缚在维持着温饱的土地上,个体力量无法勃兴,既舍不得丢下土地进城当工人,又无法通过自身积累演进为农场主,进行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中国错失了现代化的又一次机遇。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当下的人们虽无饮食之忧,但精神营养的摄取也正如白鹿原上的农民一样,只为吃饱肚子,我们的精神和文化的进化是否也面临着白鹿原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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