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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政府的树,让市民说去吧  

2012-06-25 18:05:00|  分类: 《新周刊》每期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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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的城市,对这个老工业城市来说,几乎算是一个翻身仗,在此之前它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背景之下,“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不仅是一块牌匾,还关涉GDP增速、经济转型以及官员在任期内的“作为”。 在广西南宁的“创森”网站上,写着的“国家森林城市”是我们目前评价一个城市绿化成绩的最高荣誉。2011年,共有30个城市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其中既有广州、长沙、呼和浩特这样的大城市,也有贵州遵义、新疆石河子、浙江龙泉这样的中小型城市。 为了满足“国家森林城市”的各种数字指标,中国的大小城市可谓不惜重金,2012年,辽宁抚顺市将投入15.45亿元,山东枣庄计划投资12.08亿元,湖南株洲为2.2亿元。其中表现特别抢眼的重庆,在2008年就提出投入480个亿建设“森林重庆”。最近几年,很多引发争议的“种树”都与各地跨越式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相关。 重庆的“森林城市工程”自2008年启动以来,种植百万棵银杏,其中不乏数十万一棵的百年老树。这种“大跃进”的方式遭致市民和专家的抵触,重庆市民甚至戏称银杏树为“熙来树”。“从社会和经济效益来看,种大树是错误的。”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研究员叶华谷说,一般行道树选择直径在5—12厘米的树苗比较合适。但很多城市都等不及树木成材,而只想快速绿树成荫。最糟糕的是进山挖树,好好的一棵树被剖头去根,种到城市已经丧失了90%的吸水能力。“一百棵中大概能存活十几棵就不错了。” 而重庆热火朝天地种银杏让山东临沂郯城这个“银杏之乡”短期内名利双收。《经济学人》杂志统计的一组数据:郯城2011年卖出银杏树和树苗6000万棵,年收入超过15亿美元,买主多数来自重庆。 到了今年,郯城兴旺银杏苗木开发中心的老板李兴旺的感受是,“重庆那边出事后”,来买银杏的重庆人直线下降,不计代价的疯狂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一点也不愁生意,因为“每个城市都在搞绿化”,现在他的重要客户都来自东北。 今年5月,《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发布,其中规定:沿街树木长成后,慢行道路遮阴率要达到或高于80%。重庆人认为潜移默化的变化正在开始。银杏被大量引进栽种时,被本地人诟病最多的还是遮阴效果不及本地的黄葛树。 重庆市政府在种树上的高投入并没有令市民切实感受到城市变绿了。重庆市民肖能铸说:“现在从鹅岭公园的西江亭上看过去,渝中区半岛只有枇杷山公园和市委大院里面有一点绿。” 事实上,2009年重庆市规划局开始在主城区规划开建27个城市广场,这些广场因为只有光秃秃一片水泥地,山城人管它叫“平底锅”。夏天阳光炽烈,人在上面走,热得像油煎。 “我所做的努力就像玩扫雷游戏,目标是要政府信息公开,但不可能一次就达到目的,只能不断尝试接近,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这个城市,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原来自己不发声,家园就不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当中的一些人会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城市到底是谁的?谁可以改变它的规划?改变城市的钱如果来自纳税人,那么为何事先没有咨询纳税人?”青岛市民王赫在《致张新起市长及各有关部门和各位市民的一封公开信》中引用了闾丘露薇的话。这是青岛“40亿种树风波”不久后,一个不愿继续沉默下去的普通市民的问政努力。 青岛人曾送走过砍树市长,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效仿大连大量种植草坪,甚至为了种草砍伐青岛老城区的大树。如今又迎来了“种树”市长,大量草坪被铲除,换上树苗,在海边种树,甚至在立交桥桥底也种上了树,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大手笔投入40亿用于造林绿化。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上,

南京、重庆、青岛的树
种政府的树,让市民说去吧

 

爱种树的城市,绝不只有南京、重庆、青岛三个城市;对城市造林运动的反思,也绝不应停留在反对政绩工程与资源浪费上。它的背后,应该是一堂公民教育课。

 

文/金雯

 

称号的城市,对这个老工业城市来说,几乎算是一个翻身仗,在此之前它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背景之下,“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不仅是一块牌匾,还关涉GDP增速、经济转型以及官员在任期内的“作为”。 在广西南宁的“创森”网站上,写着的“国家森林城市”是我们目前评价一个城市绿化成绩的最高荣誉。2011年,共有30个城市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其中既有广州、长沙、呼和浩特这样的大城市,也有贵州遵义、新疆石河子、浙江龙泉这样的中小型城市。 为了满足“国家森林城市”的各种数字指标,中国的大小城市可谓不惜重金,2012年,辽宁抚顺市将投入15.45亿元,山东枣庄计划投资12.08亿元,湖南株洲为2.2亿元。其中表现特别抢眼的重庆,在2008年就提出投入480个亿建设“森林重庆”。最近几年,很多引发争议的“种树”都与各地跨越式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相关。 重庆的“森林城市工程”自2008年启动以来,种植百万棵银杏,其中不乏数十万一棵的百年老树。这种“大跃进”的方式遭致市民和专家的抵触,重庆市民甚至戏称银杏树为“熙来树”。“从社会和经济效益来看,种大树是错误的。”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研究员叶华谷说,一般行道树选择直径在5—12厘米的树苗比较合适。但很多城市都等不及树木成材,而只想快速绿树成荫。最糟糕的是进山挖树,好好的一棵树被剖头去根,种到城市已经丧失了90%的吸水能力。“一百棵中大概能存活十几棵就不错了。” 而重庆热火朝天地种银杏让山东临沂郯城这个“银杏之乡”短期内名利双收。《经济学人》杂志统计的一组数据:郯城2011年卖出银杏树和树苗6000万棵,年收入超过15亿美元,买主多数来自重庆。 到了今年,郯城兴旺银杏苗木开发中心的老板李兴旺的感受是,“重庆那边出事后”,来买银杏的重庆人直线下降,不计代价的疯狂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一点也不愁生意,因为“每个城市都在搞绿化”,现在他的重要客户都来自东北。 今年5月,《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发布,其中规定:沿街树木长成后,慢行道路遮阴率要达到或高于80%。重庆人认为潜移默化的变化正在开始。银杏被大量引进栽种时,被本地人诟病最多的还是遮阴效果不及本地的黄葛树。 重庆市政府在种树上的高投入并没有令市民切实感受到城市变绿了。重庆市民肖能铸说:“现在从鹅岭公园的西江亭上看过去,渝中区半岛只有枇杷山公园和市委大院里面有一点绿。” 事实上,2009年重庆市规划局开始在主城区规划开建27个城市广场,这些广场因为只有光秃秃一片水泥地,山城人管它叫“平底锅”。夏天阳光炽烈,人在上面走,热得像油煎。 “我所做的努力就像玩扫雷游戏,目标是要政府信息公开,但不可能一次就达到目的,只能不断尝试接近,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这个城市,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原来自己不发声,家园就不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当中的一些人会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城市到底是谁的?谁可以改变它的规划?改变城市的钱如果来自纳税人,那么为何事先没有咨询纳税人?”青岛市民王赫在《致张新起市长及各有关部门和各位市民的一封公开信》中引用了闾丘露薇的话。这是青岛“40亿种树风波”不久后,一个不愿继续沉默下去的普通市民的问政努力。 青岛人曾送走过砍树市长,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效仿大连大量种植草坪,甚至为了种草砍伐青岛老城区的大树。如今又迎来了“种树”市长,大量草坪被铲除,换上树苗,在海边种树,甚至在立交桥桥底也种上了树,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大手笔投入40亿用于造林绿化。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上,

无论是砍树、换树,还是种树,城市行道树的变化总是最易触发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2011年,南京人针对市政工程野蛮移树,进行了一场保卫梧桐树行动;2012年,青岛人不满“40亿种树”的各种乱象,并矛头直接指向主政者:“希望领导分清您自家花园和公共绿地的区别,前者您可以尽情发挥您的审美观,后者还是留给市民决定吧。”
在南京的保卫梧桐树的行动之后,全国第一个保护、迁移树木的“绿评”机制诞生。2012年,青岛80后市民就行道树的理性问政成了一堂公民教育课。毕竟,如果不学会理性地发出自己声音,家园就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了。

 

南京、重庆、青岛的树 种政府的树,让市民说去吧 爱种树的城市,绝不只有南京、重庆、青岛三个城市;对城市造林运动的反思,也绝不应停留在反对政绩工程与资源浪费上。它的背后,应该是一堂公民教育课。 文金雯 无论是砍树、换树,还是种树,城市行道树的变化总是最易触发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2011年,南京人针对市政工程野蛮移树,进行了一场保卫梧桐树行动;2012年,青岛人不满“40亿种树”的各种乱象,并矛头直接指向主政者:“希望领导分清您自家花园和公共绿地的区别,前者您可以尽情发挥您的审美观,后者还是留给市民决定吧。” 在南京的保卫梧桐树的行动之后,全国第一个保护、迁移树木的“绿评”机制诞生。2012年,青岛80后市民就行道树的理性问政成了一堂公民教育课。毕竟,如果不学会理性地发出自己声音,家园就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了。 地面盖草、树侧立起风障挡风、树冠用薄膜遮盖、树干再包上稻草。穿衣戴帽的香樟树以高昂的代价,制造着城市的绿色形象。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80年代,南京市一直没有停止栽种法国梧桐,逐渐绿树成荫,使行道树成为南京的城市名片。 上世纪90年代,南京出了一位“砍树市长”王武龙,这个后来被双规的“砍树市长”认为法国梧桐把商场的霓虹灯都遮住了,不利于塑造大都市形象,于是,中山南路四排法国梧桐被砍剩下两排,中间的绿岛消失了。 到了2000年,为展示玄武湖边新建的“太阳宫”的“丰姿”(其实无论从建筑学还是美学的角度看,太阳宫都可算是丑建筑的代表),20棵30年树龄的梧桐树被砍伐。如今南京主城的60年到90年树龄的梧桐树,已经从20000多棵减少到2000多棵。 随着生态、绿色等概念的盛行,像所有城市一样,南京又开始种树了。今年年初南京的“绿化百日行动”中,被砍树市长砍掉的中山南路上的“绿岛”又要种回来。 但是,树种却没有选对——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汤庚国说,选择了时下流行的香樟树,绿岛的土壤比较薄,并不适合栽种像香樟树这样的大型树种。“大家都有误区,觉得香樟树不长虫,其实任何单一物种都会有病虫害,香樟树也不例外。香樟树受追捧也与领导喜好有关,因为香樟树四季常绿,对城市绿色形象有直接提升。” 只是这种四季常绿在有些地区实在勉为其难。在徐州寒冷的冬季,可以看到“穿衣戴帽”的香樟树:地面盖草、树侧立起风障挡风、树冠用薄膜遮盖、树干再包上稻草。 徐州市园林风景管理局园林助理工程师王荣在其所写的《浅谈香樟在徐州地区的运用》一文中说到栽植地点选择:应尽量选择避风向阳、有建筑物遮挡的阳面,尽量避免在庇荫和风口栽植。 即便由一个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市民来判断,作为行道树,香樟树在徐州存活的环境要求也过高了。但是,该文的结论依然是:“随着冬季平均温度的升高和栽培养护技术的更新,香樟逐渐成为苏中,甚至苏北地区城市绿化的首选树种。”由此可见,为迎合领导口味,园林部门及其研究人员所付出的“努力”。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研究员叶华谷说:“就行道树的选择而言,景观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作为栽种在城市的植物,它能产生更大的环境效应。在行道树的树种选择上,目前通行的原则是选择本地的原生树种。因为一棵树就是一个生态系统,选择原生树种做行道树,只不过让它挪了个位置,与之相生相克的系统还在,有鸟吃它的种子,有生物附着在它身上,甚至病虫害也维持着整个生态的微妙平衡。” 重庆告别了银杏树疯狂热销的时期,但是对于树贩子而言,“每个城市都在搞绿化”,没有了重庆,还有其他城市。 2005年,沈阳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这是第二个获此

地面盖草、树侧立起风障挡风、树冠用薄膜遮盖、树干再包上稻草。穿衣戴帽的香樟树以高昂的代价,制造着城市的绿色形象。

 

南京、重庆、青岛的树 种政府的树,让市民说去吧 爱种树的城市,绝不只有南京、重庆、青岛三个城市;对城市造林运动的反思,也绝不应停留在反对政绩工程与资源浪费上。它的背后,应该是一堂公民教育课。 文金雯 无论是砍树、换树,还是种树,城市行道树的变化总是最易触发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2011年,南京人针对市政工程野蛮移树,进行了一场保卫梧桐树行动;2012年,青岛人不满“40亿种树”的各种乱象,并矛头直接指向主政者:“希望领导分清您自家花园和公共绿地的区别,前者您可以尽情发挥您的审美观,后者还是留给市民决定吧。” 在南京的保卫梧桐树的行动之后,全国第一个保护、迁移树木的“绿评”机制诞生。2012年,青岛80后市民就行道树的理性问政成了一堂公民教育课。毕竟,如果不学会理性地发出自己声音,家园就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了。 地面盖草、树侧立起风障挡风、树冠用薄膜遮盖、树干再包上稻草。穿衣戴帽的香樟树以高昂的代价,制造着城市的绿色形象。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80年代,南京市一直没有停止栽种法国梧桐,逐渐绿树成荫,使行道树成为南京的城市名片。 上世纪90年代,南京出了一位“砍树市长”王武龙,这个后来被双规的“砍树市长”认为法国梧桐把商场的霓虹灯都遮住了,不利于塑造大都市形象,于是,中山南路四排法国梧桐被砍剩下两排,中间的绿岛消失了。 到了2000年,为展示玄武湖边新建的“太阳宫”的“丰姿”(其实无论从建筑学还是美学的角度看,太阳宫都可算是丑建筑的代表),20棵30年树龄的梧桐树被砍伐。如今南京主城的60年到90年树龄的梧桐树,已经从20000多棵减少到2000多棵。 随着生态、绿色等概念的盛行,像所有城市一样,南京又开始种树了。今年年初南京的“绿化百日行动”中,被砍树市长砍掉的中山南路上的“绿岛”又要种回来。 但是,树种却没有选对——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汤庚国说,选择了时下流行的香樟树,绿岛的土壤比较薄,并不适合栽种像香樟树这样的大型树种。“大家都有误区,觉得香樟树不长虫,其实任何单一物种都会有病虫害,香樟树也不例外。香樟树受追捧也与领导喜好有关,因为香樟树四季常绿,对城市绿色形象有直接提升。” 只是这种四季常绿在有些地区实在勉为其难。在徐州寒冷的冬季,可以看到“穿衣戴帽”的香樟树:地面盖草、树侧立起风障挡风、树冠用薄膜遮盖、树干再包上稻草。 徐州市园林风景管理局园林助理工程师王荣在其所写的《浅谈香樟在徐州地区的运用》一文中说到栽植地点选择:应尽量选择避风向阳、有建筑物遮挡的阳面,尽量避免在庇荫和风口栽植。 即便由一个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市民来判断,作为行道树,香樟树在徐州存活的环境要求也过高了。但是,该文的结论依然是:“随着冬季平均温度的升高和栽培养护技术的更新,香樟逐渐成为苏中,甚至苏北地区城市绿化的首选树种。”由此可见,为迎合领导口味,园林部门及其研究人员所付出的“努力”。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研究员叶华谷说:“就行道树的选择而言,景观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作为栽种在城市的植物,它能产生更大的环境效应。在行道树的树种选择上,目前通行的原则是选择本地的原生树种。因为一棵树就是一个生态系统,选择原生树种做行道树,只不过让它挪了个位置,与之相生相克的系统还在,有鸟吃它的种子,有生物附着在它身上,甚至病虫害也维持着整个生态的微妙平衡。” 重庆告别了银杏树疯狂热销的时期,但是对于树贩子而言,“每个城市都在搞绿化”,没有了重庆,还有其他城市。 2005年,沈阳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这是第二个获此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80年代,南京市一直没有停止栽种法国梧桐,逐渐绿树成荫,使行道树成为南京的城市名片。
上世纪90年代,南京出了一位“砍树市长”王武龙,这个后来被双规的“砍树市长”认为法国梧桐把商场的霓虹灯都遮住了,不利于塑造大都市形象,于是,中山南路四排法国梧桐被砍剩下两排,中间的绿岛消失了。
到了2000年,为展示玄武湖边新建的“太阳宫”的“丰姿”(其实无论从建筑学还是美学的角度看,太阳宫都可算是丑建筑的代表),20棵30年树龄的梧桐树被砍伐。如今南京主城的60年到90年树龄的梧桐树,已经从20000多棵减少到2000多棵。
随着生态、绿色等概念的盛行,像所有城市一样,南京又开始种树了。今年年初南京的“绿化百日行动”中,被砍树市长砍掉的中山南路上的“绿岛”又要种回来。
但是,树种却没有选对——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汤庚国说,选择了时下流行的香樟树,绿岛的土壤比较薄,并不适合栽种像香樟树这样的大型树种。“大家都有误区,觉得香樟树不长虫,其实任何单一物种都会有病虫害,香樟树也不例外。香樟树受追捧也与领导喜好有关,因为香樟树四季常绿,对城市绿色形象有直接提升。”
只是这种四季常绿在有些地区实在勉为其难。在徐州寒冷的冬季,可以看到“穿衣戴帽”的香樟树:地面盖草、树侧立起风障挡风、树冠用薄膜遮盖、树干再包上稻草。市长为运动员颁奖,观众看台上嘘声一片,有人喊:“种你的树去吧。” 作为青岛的普通市民,王赫说,关于沿海一线该种什么树、树之间的行距等专业问题或许在一开始不是很清楚,但是看到网友拍摄的桥底种树的照片时,就觉得如此种树已经明显有违常识了。 “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不受法的保护”,在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之后,王赫开始给相关部门打电话,作为一个青岛市民,他想了解青岛种树的支出情况,参与评估的专家名单以及专家论证的过程。 第一次电话如原先预料的那样艰难。为了获得“桥底种树的官方解释”,在4月13日下午,王赫打了9个电话:市林业局—园林局—市北区政府—城市管理处—绿化处—园林工程处—内勤处—园林工程处,最后打到工程部经理的手机。 得到的解释是:因对原种植地规划利用,又没有合适的地方进行挪种,之前将这批树木暂时栽种在桥下。现引起市民误会,已迁至无棣二路。但有网友反映,无棣二路那一片的树早已存在,并非近期栽种。 媒体称“理性问政倒逼政府决策透明”。但是当事人之一的王赫开始对结果并不抱有过高期待,“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我所做的努力就像玩扫雷游戏,目标是要政府信息公开,但不可能一次就达到目的,只能不断尝试接近,现在只是一个开始。每一个努力都是必要,都会让目标近一些”。 先行一步的南京市民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2011年,南京市民那场声势浩大的保护梧桐树行动,催生了针对保护迁移树木的中国首个“绿评”机制。但令人遗憾的是,一年下来,报名参与“绿评”的市民寥寥无几。 到了2012年4月,原定向社会招募的50名绿评人在将近一个月之后,只有17人报名。不是南京市民热情不够,而是绿评小组实在权力有限,绿评小组只能讨论具体的移树方法、保护细节,他们不能说“这棵树不能移”,没有否决权的评估机制让市民感到无力。 汤庚国作为林业方面的专家参与过很多类似的评估。根据他的经验,制度设置常常是合理的,但是不排除最后还是领导说了算。
徐州市园林风景管理局园林助理工程师王荣在其所写的《浅谈香樟在徐州地区的运用》一文中说到栽植地点选择:应尽量选择避风向阳、有建筑物遮挡的阳面,尽量避免在庇荫和风口栽植。
即便由一个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市民来判断,作为行道树,香樟树在徐州存活的环境要求也过高了。但是,该文的结论依然是:“随着冬季平均温度的升高和栽培养护技术的更新,香樟逐渐成为苏中,甚至苏北地区城市绿化的首选树种。”由此可见,为迎合领导口味,园林部门及其研究人员所付出的“努力”。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研究员叶华谷说:“就行道树的选择而言,景观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作为栽种在城市的植物,它能产生更大的环境效应。在行道树的树种选择上,目前通行的原则是选择本地的原生树种。因为一棵树就是一个生态系统,选择原生树种做行道树,只不过让它挪了个位置,与之相生相克的系统还在,有鸟吃它的种子,有生物附着在它身上,甚至病虫害也维持着整个生态的微妙平衡。”

南京、重庆、青岛的树 种政府的树,让市民说去吧 爱种树的城市,绝不只有南京、重庆、青岛三个城市;对城市造林运动的反思,也绝不应停留在反对政绩工程与资源浪费上。它的背后,应该是一堂公民教育课。 文金雯 无论是砍树、换树,还是种树,城市行道树的变化总是最易触发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2011年,南京人针对市政工程野蛮移树,进行了一场保卫梧桐树行动;2012年,青岛人不满“40亿种树”的各种乱象,并矛头直接指向主政者:“希望领导分清您自家花园和公共绿地的区别,前者您可以尽情发挥您的审美观,后者还是留给市民决定吧。” 在南京的保卫梧桐树的行动之后,全国第一个保护、迁移树木的“绿评”机制诞生。2012年,青岛80后市民就行道树的理性问政成了一堂公民教育课。毕竟,如果不学会理性地发出自己声音,家园就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了。 地面盖草、树侧立起风障挡风、树冠用薄膜遮盖、树干再包上稻草。穿衣戴帽的香樟树以高昂的代价,制造着城市的绿色形象。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80年代,南京市一直没有停止栽种法国梧桐,逐渐绿树成荫,使行道树成为南京的城市名片。 上世纪90年代,南京出了一位“砍树市长”王武龙,这个后来被双规的“砍树市长”认为法国梧桐把商场的霓虹灯都遮住了,不利于塑造大都市形象,于是,中山南路四排法国梧桐被砍剩下两排,中间的绿岛消失了。 到了2000年,为展示玄武湖边新建的“太阳宫”的“丰姿”(其实无论从建筑学还是美学的角度看,太阳宫都可算是丑建筑的代表),20棵30年树龄的梧桐树被砍伐。如今南京主城的60年到90年树龄的梧桐树,已经从20000多棵减少到2000多棵。 随着生态、绿色等概念的盛行,像所有城市一样,南京又开始种树了。今年年初南京的“绿化百日行动”中,被砍树市长砍掉的中山南路上的“绿岛”又要种回来。 但是,树种却没有选对——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汤庚国说,选择了时下流行的香樟树,绿岛的土壤比较薄,并不适合栽种像香樟树这样的大型树种。“大家都有误区,觉得香樟树不长虫,其实任何单一物种都会有病虫害,香樟树也不例外。香樟树受追捧也与领导喜好有关,因为香樟树四季常绿,对城市绿色形象有直接提升。” 只是这种四季常绿在有些地区实在勉为其难。在徐州寒冷的冬季,可以看到“穿衣戴帽”的香樟树:地面盖草、树侧立起风障挡风、树冠用薄膜遮盖、树干再包上稻草。 徐州市园林风景管理局园林助理工程师王荣在其所写的《浅谈香樟在徐州地区的运用》一文中说到栽植地点选择:应尽量选择避风向阳、有建筑物遮挡的阳面,尽量避免在庇荫和风口栽植。 即便由一个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市民来判断,作为行道树,香樟树在徐州存活的环境要求也过高了。但是,该文的结论依然是:“随着冬季平均温度的升高和栽培养护技术的更新,香樟逐渐成为苏中,甚至苏北地区城市绿化的首选树种。”由此可见,为迎合领导口味,园林部门及其研究人员所付出的“努力”。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研究员叶华谷说:“就行道树的选择而言,景观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作为栽种在城市的植物,它能产生更大的环境效应。在行道树的树种选择上,目前通行的原则是选择本地的原生树种。因为一棵树就是一个生态系统,选择原生树种做行道树,只不过让它挪了个位置,与之相生相克的系统还在,有鸟吃它的种子,有生物附着在它身上,甚至病虫害也维持着整个生态的微妙平衡。” 重庆告别了银杏树疯狂热销的时期,但是对于树贩子而言,“每个城市都在搞绿化”,没有了重庆,还有其他城市。 2005年,沈阳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这是第二个获此

 

重庆告别了银杏树疯狂热销的时期,但是对于树贩子而言,“每个城市都在搞绿化”,没有了重庆,还有其他城市。

市长为运动员颁奖,观众看台上嘘声一片,有人喊:“种你的树去吧。” 作为青岛的普通市民,王赫说,关于沿海一线该种什么树、树之间的行距等专业问题或许在一开始不是很清楚,但是看到网友拍摄的桥底种树的照片时,就觉得如此种树已经明显有违常识了。 “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不受法的保护”,在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之后,王赫开始给相关部门打电话,作为一个青岛市民,他想了解青岛种树的支出情况,参与评估的专家名单以及专家论证的过程。 第一次电话如原先预料的那样艰难。为了获得“桥底种树的官方解释”,在4月13日下午,王赫打了9个电话:市林业局—园林局—市北区政府—城市管理处—绿化处—园林工程处—内勤处—园林工程处,最后打到工程部经理的手机。 得到的解释是:因对原种植地规划利用,又没有合适的地方进行挪种,之前将这批树木暂时栽种在桥下。现引起市民误会,已迁至无棣二路。但有网友反映,无棣二路那一片的树早已存在,并非近期栽种。 媒体称“理性问政倒逼政府决策透明”。但是当事人之一的王赫开始对结果并不抱有过高期待,“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我所做的努力就像玩扫雷游戏,目标是要政府信息公开,但不可能一次就达到目的,只能不断尝试接近,现在只是一个开始。每一个努力都是必要,都会让目标近一些”。 先行一步的南京市民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2011年,南京市民那场声势浩大的保护梧桐树行动,催生了针对保护迁移树木的中国首个“绿评”机制。但令人遗憾的是,一年下来,报名参与“绿评”的市民寥寥无几。 到了2012年4月,原定向社会招募的50名绿评人在将近一个月之后,只有17人报名。不是南京市民热情不够,而是绿评小组实在权力有限,绿评小组只能讨论具体的移树方法、保护细节,他们不能说“这棵树不能移”,没有否决权的评估机制让市民感到无力。 汤庚国作为林业方面的专家参与过很多类似的评估。根据他的经验,制度设置常常是合理的,但是不排除最后还是领导说了算。

 

2005年,沈阳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这是第二个获此称号的城市,对这个老工业城市来说,几乎算是一个翻身仗,在此之前它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背景之下,“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不仅是一块牌匾,还关涉GDP增速、经济转型以及官员在任期内的“作为”。
在广西南宁的“创森”网站上,写着的“国家森林城市”是我们目前评价一个城市绿化成绩的最高荣誉。2011年,共有30个城市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其中既有广州、长沙、呼和浩特这样的大城市,也有贵州遵义、新疆石河子、浙江龙泉这样的中小型城市。
为了满足“国家森林城市”的各种数字指标,中国的大小城市可谓不惜重金,2012年,辽宁抚顺市将投入15.45亿元,山东枣庄计划投资12.08亿元,湖南株洲为2.2亿元。其中表现特别抢眼的重庆,在2008年就提出投入480个亿建设“森林重庆”。最近几年,很多引发争议的“种树”都与各地跨越式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相关。
重庆的“森林城市工程”自2008年启动以来,种植百万棵银杏,其中不乏数十万一棵的百年老树。这种“大跃进”的方式遭致市民和专家的抵触,重庆市民甚至戏称银杏树为“熙来树”。“从社会和经济效益来看,种大树是错误的。”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研究员叶华谷说,一般行道树选择直径在5—12厘米的树苗比较合适。但很多城市都等不及树木成材,而只想快速绿树成荫。最糟糕的是进山挖树,好好的一棵树被剖头去根,种到城市已经丧失了90%的吸水能力。“一百棵中大概能存活十几棵就不错了。”
而重庆热火朝天地种银杏让山东临沂郯城这个“银杏之乡”短期内名利双收。《经济学人》杂志统计的一组数据:郯城2011年卖出银杏树和树苗6000万棵,年收入超过15亿美元,买主多数来自重庆。南京、重庆、青岛的树 种政府的树,让市民说去吧 爱种树的城市,绝不只有南京、重庆、青岛三个城市;对城市造林运动的反思,也绝不应停留在反对政绩工程与资源浪费上。它的背后,应该是一堂公民教育课。 文金雯 无论是砍树、换树,还是种树,城市行道树的变化总是最易触发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2011年,南京人针对市政工程野蛮移树,进行了一场保卫梧桐树行动;2012年,青岛人不满“40亿种树”的各种乱象,并矛头直接指向主政者:“希望领导分清您自家花园和公共绿地的区别,前者您可以尽情发挥您的审美观,后者还是留给市民决定吧。” 在南京的保卫梧桐树的行动之后,全国第一个保护、迁移树木的“绿评”机制诞生。2012年,青岛80后市民就行道树的理性问政成了一堂公民教育课。毕竟,如果不学会理性地发出自己声音,家园就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了。 地面盖草、树侧立起风障挡风、树冠用薄膜遮盖、树干再包上稻草。穿衣戴帽的香樟树以高昂的代价,制造着城市的绿色形象。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80年代,南京市一直没有停止栽种法国梧桐,逐渐绿树成荫,使行道树成为南京的城市名片。 上世纪90年代,南京出了一位“砍树市长”王武龙,这个后来被双规的“砍树市长”认为法国梧桐把商场的霓虹灯都遮住了,不利于塑造大都市形象,于是,中山南路四排法国梧桐被砍剩下两排,中间的绿岛消失了。 到了2000年,为展示玄武湖边新建的“太阳宫”的“丰姿”(其实无论从建筑学还是美学的角度看,太阳宫都可算是丑建筑的代表),20棵30年树龄的梧桐树被砍伐。如今南京主城的60年到90年树龄的梧桐树,已经从20000多棵减少到2000多棵。 随着生态、绿色等概念的盛行,像所有城市一样,南京又开始种树了。今年年初南京的“绿化百日行动”中,被砍树市长砍掉的中山南路上的“绿岛”又要种回来。 但是,树种却没有选对——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汤庚国说,选择了时下流行的香樟树,绿岛的土壤比较薄,并不适合栽种像香樟树这样的大型树种。“大家都有误区,觉得香樟树不长虫,其实任何单一物种都会有病虫害,香樟树也不例外。香樟树受追捧也与领导喜好有关,因为香樟树四季常绿,对城市绿色形象有直接提升。” 只是这种四季常绿在有些地区实在勉为其难。在徐州寒冷的冬季,可以看到“穿衣戴帽”的香樟树:地面盖草、树侧立起风障挡风、树冠用薄膜遮盖、树干再包上稻草。 徐州市园林风景管理局园林助理工程师王荣在其所写的《浅谈香樟在徐州地区的运用》一文中说到栽植地点选择:应尽量选择避风向阳、有建筑物遮挡的阳面,尽量避免在庇荫和风口栽植。 即便由一个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市民来判断,作为行道树,香樟树在徐州存活的环境要求也过高了。但是,该文的结论依然是:“随着冬季平均温度的升高和栽培养护技术的更新,香樟逐渐成为苏中,甚至苏北地区城市绿化的首选树种。”由此可见,为迎合领导口味,园林部门及其研究人员所付出的“努力”。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研究员叶华谷说:“就行道树的选择而言,景观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作为栽种在城市的植物,它能产生更大的环境效应。在行道树的树种选择上,目前通行的原则是选择本地的原生树种。因为一棵树就是一个生态系统,选择原生树种做行道树,只不过让它挪了个位置,与之相生相克的系统还在,有鸟吃它的种子,有生物附着在它身上,甚至病虫害也维持着整个生态的微妙平衡。” 重庆告别了银杏树疯狂热销的时期,但是对于树贩子而言,“每个城市都在搞绿化”,没有了重庆,还有其他城市。 2005年,沈阳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这是第二个获此
到了今年,郯城兴旺银杏苗木开发中心的老板李兴旺的感受是,“重庆那边出事后”,来买银杏的重庆人直线下降,不计代价的疯狂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一点也不愁生意,因为“每个城市都在搞绿化”,现在他的重要客户都来自东北。
今年5月,《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发布,其中规定:沿街树木长成后,慢行道路遮阴率要达到或高于80%。重庆人认为潜移默化的变化正在开始。银杏被大量引进栽种时,被本地人诟病最多的还是遮阴效果不及本地的黄葛树。
重庆市政府在种树上的高投入并没有令市民切实感受到城市变绿了。重庆市民肖能铸说:“现在从鹅岭公园的西江亭上看过去,渝中区半岛只有枇杷山公园和市委大院里面有一点绿。” 事实上,2009年重庆市规划局开始在主城区规划开建27个城市广场,这些广场因为只有光秃秃一片水泥地,山城人管它叫“平底锅”。夏天阳光炽烈,人在上面走,热得像油煎。

 

“我所做的努力就像玩扫雷游戏,目标是要政府信息公开,但不可能一次就达到目的,只能不断尝试接近,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这个城市,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原来自己不发声,家园就不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当中的一些人会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城市到底是谁的?谁可以改变它的规划?改变城市的钱如果来自纳税人,那么为何事先没有咨询纳税人?”青岛市民王赫在《致张新起市长及各有关部门和各位市民的一封公开信》中引用了闾丘露薇的话。这是青岛“40亿种树风波”不久后,一个不愿继续沉默下去的普通市民的问政努力。
青岛人曾送走过砍树市长,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效仿大连大量种植草坪,甚至为了种草砍伐青岛老城区的大树。如今又迎来了“种树”市长,大量草坪被铲除,换上树苗,在海边种树,甚至在立交桥桥底也种上了树,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大手笔投入40亿用于造林绿化。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上,市长为运动员颁奖,观众看台上嘘声一片,有人喊:“种你的树去吧。”
作为青岛的普通市民,王赫说,关于沿海一线该种什么树、树之间的行距等专业问题或许在一开始不是很清楚,但是看到网友拍摄的桥底种树的照片时,就觉得如此种树已经明显有违常识了。
“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不受法的保护”,在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之后,王赫开始给相关部门打电话,作为一个青岛市民,他想了解青岛种树的支出情况,参与评估的专家名单以及专家论证的过程。
第一次电话如原先预料的那样艰难。为了获得“桥底种树的官方解释”,在4月13日下午,王赫打了9个电话:市林业局—园林局—市北区政府—城市管理处—绿化处—园林工程处—内勤处—园林工程处,最后打到工程部经理的手机。称号的城市,对这个老工业城市来说,几乎算是一个翻身仗,在此之前它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背景之下,“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不仅是一块牌匾,还关涉GDP增速、经济转型以及官员在任期内的“作为”。 在广西南宁的“创森”网站上,写着的“国家森林城市”是我们目前评价一个城市绿化成绩的最高荣誉。2011年,共有30个城市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其中既有广州、长沙、呼和浩特这样的大城市,也有贵州遵义、新疆石河子、浙江龙泉这样的中小型城市。 为了满足“国家森林城市”的各种数字指标,中国的大小城市可谓不惜重金,2012年,辽宁抚顺市将投入15.45亿元,山东枣庄计划投资12.08亿元,湖南株洲为2.2亿元。其中表现特别抢眼的重庆,在2008年就提出投入480个亿建设“森林重庆”。最近几年,很多引发争议的“种树”都与各地跨越式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相关。 重庆的“森林城市工程”自2008年启动以来,种植百万棵银杏,其中不乏数十万一棵的百年老树。这种“大跃进”的方式遭致市民和专家的抵触,重庆市民甚至戏称银杏树为“熙来树”。“从社会和经济效益来看,种大树是错误的。”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研究员叶华谷说,一般行道树选择直径在5—12厘米的树苗比较合适。但很多城市都等不及树木成材,而只想快速绿树成荫。最糟糕的是进山挖树,好好的一棵树被剖头去根,种到城市已经丧失了90%的吸水能力。“一百棵中大概能存活十几棵就不错了。” 而重庆热火朝天地种银杏让山东临沂郯城这个“银杏之乡”短期内名利双收。《经济学人》杂志统计的一组数据:郯城2011年卖出银杏树和树苗6000万棵,年收入超过15亿美元,买主多数来自重庆。 到了今年,郯城兴旺银杏苗木开发中心的老板李兴旺的感受是,“重庆那边出事后”,来买银杏的重庆人直线下降,不计代价的疯狂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一点也不愁生意,因为“每个城市都在搞绿化”,现在他的重要客户都来自东北。 今年5月,《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发布,其中规定:沿街树木长成后,慢行道路遮阴率要达到或高于80%。重庆人认为潜移默化的变化正在开始。银杏被大量引进栽种时,被本地人诟病最多的还是遮阴效果不及本地的黄葛树。 重庆市政府在种树上的高投入并没有令市民切实感受到城市变绿了。重庆市民肖能铸说:“现在从鹅岭公园的西江亭上看过去,渝中区半岛只有枇杷山公园和市委大院里面有一点绿。” 事实上,2009年重庆市规划局开始在主城区规划开建27个城市广场,这些广场因为只有光秃秃一片水泥地,山城人管它叫“平底锅”。夏天阳光炽烈,人在上面走,热得像油煎。 “我所做的努力就像玩扫雷游戏,目标是要政府信息公开,但不可能一次就达到目的,只能不断尝试接近,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这个城市,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原来自己不发声,家园就不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当中的一些人会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城市到底是谁的?谁可以改变它的规划?改变城市的钱如果来自纳税人,那么为何事先没有咨询纳税人?”青岛市民王赫在《致张新起市长及各有关部门和各位市民的一封公开信》中引用了闾丘露薇的话。这是青岛“40亿种树风波”不久后,一个不愿继续沉默下去的普通市民的问政努力。 青岛人曾送走过砍树市长,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效仿大连大量种植草坪,甚至为了种草砍伐青岛老城区的大树。如今又迎来了“种树”市长,大量草坪被铲除,换上树苗,在海边种树,甚至在立交桥桥底也种上了树,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大手笔投入40亿用于造林绿化。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上,
得到的解释是:因对原种植地规划利用,又没有合适的地方进行挪种,之前将这批树木暂时栽种在桥下。现引起市民误会,已迁至无棣二路。但有网友反映,无棣二路那一片的树早已存在,并非近期栽种。
媒体称“理性问政倒逼政府决策透明”。但是当事人之一的王赫开始对结果并不抱有过高期待,“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我所做的努力就像玩扫雷游戏,目标是要政府信息公开,但不可能一次就达到目的,只能不断尝试接近,现在只是一个开始。每一个努力都是必要,都会让目标近一些”。
先行一步的南京市民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2011年,南京市民那场声势浩大的保护梧桐树行动,催生了针对保护迁移树木的中国首个“绿评”机制。但令人遗憾的是,一年下来,报名参与“绿评”的市民寥寥无几。南京、重庆、青岛的树 种政府的树,让市民说去吧 爱种树的城市,绝不只有南京、重庆、青岛三个城市;对城市造林运动的反思,也绝不应停留在反对政绩工程与资源浪费上。它的背后,应该是一堂公民教育课。 文金雯 无论是砍树、换树,还是种树,城市行道树的变化总是最易触发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2011年,南京人针对市政工程野蛮移树,进行了一场保卫梧桐树行动;2012年,青岛人不满“40亿种树”的各种乱象,并矛头直接指向主政者:“希望领导分清您自家花园和公共绿地的区别,前者您可以尽情发挥您的审美观,后者还是留给市民决定吧。” 在南京的保卫梧桐树的行动之后,全国第一个保护、迁移树木的“绿评”机制诞生。2012年,青岛80后市民就行道树的理性问政成了一堂公民教育课。毕竟,如果不学会理性地发出自己声音,家园就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了。 地面盖草、树侧立起风障挡风、树冠用薄膜遮盖、树干再包上稻草。穿衣戴帽的香樟树以高昂的代价,制造着城市的绿色形象。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80年代,南京市一直没有停止栽种法国梧桐,逐渐绿树成荫,使行道树成为南京的城市名片。 上世纪90年代,南京出了一位“砍树市长”王武龙,这个后来被双规的“砍树市长”认为法国梧桐把商场的霓虹灯都遮住了,不利于塑造大都市形象,于是,中山南路四排法国梧桐被砍剩下两排,中间的绿岛消失了。 到了2000年,为展示玄武湖边新建的“太阳宫”的“丰姿”(其实无论从建筑学还是美学的角度看,太阳宫都可算是丑建筑的代表),20棵30年树龄的梧桐树被砍伐。如今南京主城的60年到90年树龄的梧桐树,已经从20000多棵减少到2000多棵。 随着生态、绿色等概念的盛行,像所有城市一样,南京又开始种树了。今年年初南京的“绿化百日行动”中,被砍树市长砍掉的中山南路上的“绿岛”又要种回来。 但是,树种却没有选对——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汤庚国说,选择了时下流行的香樟树,绿岛的土壤比较薄,并不适合栽种像香樟树这样的大型树种。“大家都有误区,觉得香樟树不长虫,其实任何单一物种都会有病虫害,香樟树也不例外。香樟树受追捧也与领导喜好有关,因为香樟树四季常绿,对城市绿色形象有直接提升。” 只是这种四季常绿在有些地区实在勉为其难。在徐州寒冷的冬季,可以看到“穿衣戴帽”的香樟树:地面盖草、树侧立起风障挡风、树冠用薄膜遮盖、树干再包上稻草。 徐州市园林风景管理局园林助理工程师王荣在其所写的《浅谈香樟在徐州地区的运用》一文中说到栽植地点选择:应尽量选择避风向阳、有建筑物遮挡的阳面,尽量避免在庇荫和风口栽植。 即便由一个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市民来判断,作为行道树,香樟树在徐州存活的环境要求也过高了。但是,该文的结论依然是:“随着冬季平均温度的升高和栽培养护技术的更新,香樟逐渐成为苏中,甚至苏北地区城市绿化的首选树种。”由此可见,为迎合领导口味,园林部门及其研究人员所付出的“努力”。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研究员叶华谷说:“就行道树的选择而言,景观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作为栽种在城市的植物,它能产生更大的环境效应。在行道树的树种选择上,目前通行的原则是选择本地的原生树种。因为一棵树就是一个生态系统,选择原生树种做行道树,只不过让它挪了个位置,与之相生相克的系统还在,有鸟吃它的种子,有生物附着在它身上,甚至病虫害也维持着整个生态的微妙平衡。” 重庆告别了银杏树疯狂热销的时期,但是对于树贩子而言,“每个城市都在搞绿化”,没有了重庆,还有其他城市。 2005年,沈阳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这是第二个获此
到了2012年4月,原定向社会招募的50名绿评人在将近一个月之后,只有17人报名。不是南京市民热情不够,而是绿评小组实在权力有限,绿评小组只能讨论具体的移树方法、保护细节,他们不能说“这棵树不能移”,没有否决权的评估机制让市民感到无力。
汤庚国作为林业方面的专家参与过很多类似的评估。根据他的经验,制度设置常常是合理的,但是不排除最后还是领导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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