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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 听爷爷奶奶讲抗战的故事  

2011-01-13 16:18:00|  分类: 《新周刊》每期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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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质疑片中呈现历史不够深度和全面。曾海若回应,《我的抗战》并不打算做大框架的历史,不求改变人们的历史观。“我们只提供给你一个历史的参考。通过私人化的讲述,让书本上的数字还原成数字背后的人。比如,他会告诉你,当人第一次接触到战争时的感受是怎样的。你会知道,其实平型关战役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有些战士甚至被洪水冲走了。”《我的抗战》不是拍给一小部分狂热的历史爱好者看,而是希望让大量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产生兴趣。“它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历史研究,而在于普及。现在抗战被太多人忽略了。大家骂日本有兴趣,对于抗战是怎么打的,都没兴趣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醒你,这是很宝贵的集体记忆、民族记忆。” 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无论对于大众文化还是学术界,“口述历史”的概念都不算新鲜。最晚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就已经有了Oral History的说法,并被广泛用作一种收集、研究史料的途径。近几年唐德刚的“口述历史”系列和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节目,也在华语圈引起一阵口述历史热。如果我们回身去中国的乐府或“诗史”中翻寻,也不难见到类似资料。崔永元特别看重这种第一人称的讲述:“如果当年有孔子的采访留下来,现在谁还会去听于丹讲《论语心得》?” 《我的抗战》尽可能把镜头对准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曾海若的感受是,不仅要听他们亲口说,一定要看到当事人。“实际上老人的记忆未必完全准确,但一定要他(她)在镜头前来说,一定要看到他的脸。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会带有一种‘历史的尘埃’,这些都是密码,是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了解历史最直接的捷径。” 张钧是这部纪录片的主要采访者之一。“大部分老人开始的时候会紧张,这个过程很艰难。”为了让他们打消顾虑,采访者需要一点点和他们沟通磨合。最长的一次为了访一个人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拍了一百多盘带子。“他们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你是不是用心在交流,他们不会感觉不到。我们不是简单地功利性地去采,而是投入感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发自内心的尊重。这也是我们唯一能给的。” 世界上几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群,他们曾经为民族的付出,和这个民族给予他们的待遇会有如此大的悬殊。“能健康活到今天的老兵,都有超常的坚强和平和的心态。”张钧说自己采访这么多人的过程里,自己也在反思和改变。“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需要做出的选择有多么痛苦和残酷,是我们现在根本无法体会的。说实话,我为自己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感到幸运。怎样衡量一个好的社会,一个标准可能就是:大多数普通人不再被逼做这种过于残酷的选择。” 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渐渐凋零“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渐渐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麦克阿瑟将军曾在卸任前的告别讲演中,引用他年轻时流行的这句歌词。杜甫的“四万义军同日死”是催人肝肠的悲壮,而“渐渐凋零”是悲壮之外难以言说的钝痛。 《我的抗战》在《壮志凌云》一集中播出了老飞虎队员查尔斯·邦德的专访。90多岁的老人患有老年痴呆,采访中多次睡着。片子播出前,老人已离世。但当面对摄像机,回忆自己驾驶P-40战机与50架日军飞机搏斗时,他似乎还翱

抢救历史,不下结论
崔永元 听爷爷奶奶讲抗战的故事

翔在1942年中国云南的天空。几年前,崔永元的团队曾集中做过滇缅老兵的采访,“但是2009年的时候,我们得到消息说大概有40个老人都没了”。《我的抗战》中的许多老人都在片子杀青之前就过世了。而他们最后一刻留在镜头中的形象,却全无垂暮之态。细节还是那么清晰,情绪也依然鲜活。“这是他们对一生的终极回忆。”曾海若说,“你没有办法不被打动。” 事实上,片中的很多老人都是第一次被采访。“他们都曾为国家做过我们难以想象的付出和牺牲,但是之后太长的时间里,不允许他们说,他们也不敢说,连他们自己都快要忘记了。”90多岁的王文川是当年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一员,而在熟人们眼中,他只是个性格孤僻的老头。整整70年,他对那段往事从未说起,甚至对儿女也没有提过一个字。70年后,他终于第一次回到曾经苦守过的上海四行仓库,抱着团长谢晋元的塑像,失声痛哭。或许老人自己也说不清,战争的创痛和此后70年的强制遗忘,哪一个更让人压抑,更摧人肝肠。 这样的画面,让人在感动之外,有一种难以面对的沉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做过一本书《异域1945》,关心那些至今仍滞留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在一篇博客中,他谈到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一位老兵的儿子为了给父亲争取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找到他,硬要塞给他200块钱。“他一脸小心翼翼的模样,让我感到的是无地自容,是愧疚。一个远征军老兵的后代,竟然要去乞求……这个被他们父辈用生命和鲜血保卫过的子民,给他们的父辈最后的安慰和认同。” 孙春龙最终也没能帮老人实现心愿,他向老兵道歉:“我代表不了这个世博参观人数突破7000万的国家……” “抢救采访”抢救的不仅是历史记忆,或许也包括一个时代的良心。崔永元觉得,“我们不做,会让子孙后代唾弃”。用张钧的话说:“沉重不应该是终点,我们更应该去反思,改变,前行。”

 

“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渐渐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麦克阿瑟在卸任前的告别讲演中曾有这样一句话。“每年都有上百位抗战亲历者去世,我们在做的其实是抢救性的采访。”崔永元在做纪录片《我的抗战》 时,反复强调过这句话。

 

文/张凌凌

 

有人质疑片中呈现历史不够深度和全面。曾海若回应,《我的抗战》并不打算做大框架的历史,不求改变人们的历史观。“我们只提供给你一个历史的参考。通过私人化的讲述,让书本上的数字还原成数字背后的人。比如,他会告诉你,当人第一次接触到战争时的感受是怎样的。你会知道,其实平型关战役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有些战士甚至被洪水冲走了。”《我的抗战》不是拍给一小部分狂热的历史爱好者看,而是希望让大量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产生兴趣。“它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历史研究,而在于普及。现在抗战被太多人忽略了。大家骂日本有兴趣,对于抗战是怎么打的,都没兴趣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醒你,这是很宝贵的集体记忆、民族记忆。” 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无论对于大众文化还是学术界,“口述历史”的概念都不算新鲜。最晚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就已经有了Oral History的说法,并被广泛用作一种收集、研究史料的途径。近几年唐德刚的“口述历史”系列和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节目,也在华语圈引起一阵口述历史热。如果我们回身去中国的乐府或“诗史”中翻寻,也不难见到类似资料。崔永元特别看重这种第一人称的讲述:“如果当年有孔子的采访留下来,现在谁还会去听于丹讲《论语心得》?” 《我的抗战》尽可能把镜头对准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曾海若的感受是,不仅要听他们亲口说,一定要看到当事人。“实际上老人的记忆未必完全准确,但一定要他(她)在镜头前来说,一定要看到他的脸。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会带有一种‘历史的尘埃’,这些都是密码,是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了解历史最直接的捷径。” 张钧是这部纪录片的主要采访者之一。“大部分老人开始的时候会紧张,这个过程很艰难。”为了让他们打消顾虑,采访者需要一点点和他们沟通磨合。最长的一次为了访一个人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拍了一百多盘带子。“他们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你是不是用心在交流,他们不会感觉不到。我们不是简单地功利性地去采,而是投入感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发自内心的尊重。这也是我们唯一能给的。” 世界上几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群,他们曾经为民族的付出,和这个民族给予他们的待遇会有如此大的悬殊。“能健康活到今天的老兵,都有超常的坚强和平和的心态。”张钧说自己采访这么多人的过程里,自己也在反思和改变。“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需要做出的选择有多么痛苦和残酷,是我们现在根本无法体会的。说实话,我为自己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感到幸运。怎样衡量一个好的社会,一个标准可能就是:大多数普通人不再被逼做这种过于残酷的选择。” 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渐渐凋零“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渐渐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麦克阿瑟将军曾在卸任前的告别讲演中,引用他年轻时流行的这句歌词。杜甫的“四万义军同日死”是催人肝肠的悲壮,而“渐渐凋零”是悲壮之外难以言说的钝痛。 《我的抗战》在《壮志凌云》一集中播出了老飞虎队员查尔斯·邦德的专访。90多岁的老人患有老年痴呆,采访中多次睡着。片子播出前,老人已离世。但当面对摄像机,回忆自己驾驶P-40战机与50架日军飞机搏斗时,他似乎还翱

1950年暑假,两名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在回无锡老家时带上了一台进口钢丝录音机,录下了一位盲眼艺人自创的六首乐曲。这是声音储存技术发明以来在中国的一次伟大实践。如果没有这次录音,今天不会有人知道“瞎子阿炳”和《二泉映月》,中国的民族音乐史将被改写。这也注定是一次卑微的实践。因为它从头至尾都显得那么的侥幸,那么的随机以及仓皇。阿炳于翌年去世,可以确知,更多有价值的曲目并未被抢救下来,而无数个“阿炳”,一生中从无机会在录音机前演奏,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丝毫痕迹。
2001年,崔永元在日本NHK电视台参观了那里的影像库。“他们问我想看什么,我说看‘九·一八’,看张学良,马上搜索出来,最早的是9月21日张学良演讲的视频,有30分钟,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这让我很受刺激。”回国后他马上找到台领导,希望也能投资做历史资料收集。“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先忙别的去吧。”
崔永元不等了,“那些人太老了”。于是他自己拉了1.2亿,来做口述历史库。“我发现喜欢历史的人都特别有钱,不比煤老板差”,用的高清设备全套都是日本人提供的。2002年至今,他的团队共收集了3500人,超过了200万分钟的纪录影像,《电影传奇》和《我的抗战》都出于此。
“一切出发点就是口述历史。”总导演曾海若讲到《我的抗战》的完成经过,“我们采访了很多八九十岁、上百岁的老人,他们说了很多东西,有抗战也有别的。”汇总之后,抗战部分的素材基本成型,“刚好2010年是抗战胜利65周年,于是从2009年开始决定做抗战”。

最大价值的不是研究,而是普及
当32集《我的抗战》制作完成之后,没有一家电视台愿意播出,原因是没有收视率。于是,在全国上下再次为中日钓鱼岛问题群情激奋之时,这部抗日纪录片只能在网上播放,随后开始赴各地巡映。
“抗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今天所有的格局,其实都可以追溯到抗战。”曾海若坚信如果非要指出这部片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一定是老人们的叙述,但呈现出来的必须是故事。“我们尽可能让这个片子有电影的节奏。”动画、音乐、快节奏的编辑、解说词衬托,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使老人的叙述更加精彩,烘托情绪。“就像是在看电影,然后你会发现,老人一点都不比说书的、说相声的逊色。那一刻他们就是演员,他们的表情,他们回忆时候的眼神,甚至演员也演不出来。”
崔永元对《我的抗战》有一个基本要求:绝对不准在片子里下结论,不准有华而不实的文艺腔,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人,我们片子的定位可以叫做‘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做口述历史是给后人留下一个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相当于你在和他聊天,这就够了。”
也有人质疑片中呈现历史不够深度和全面。曾海若回应,《我的抗战》并不打算做大框架的历史,不求改变人们的历史观。“我们只提供给你一个历史的参考。通过私人化的讲述,让书本上的数字还原成数字背后的人。比如,他会告诉你,当人第一次接触到战争时的感受是怎样的。你会知道,其实平型关战役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有些战士甚至被洪水冲走了。”《我的抗战》不是拍给一小部分狂热的历史爱好者看,而是希望让大量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产生兴趣。“它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历史研究,而在于普及。现在抗战被太多人忽略了。大家骂日本有兴趣,对于抗战是怎么打的,都没兴趣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醒你,这是很宝贵的集体记忆、民族记忆。”

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翔在1942年中国云南的天空。几年前,崔永元的团队曾集中做过滇缅老兵的采访,“但是2009年的时候,我们得到消息说大概有40个老人都没了”。《我的抗战》中的许多老人都在片子杀青之前就过世了。而他们最后一刻留在镜头中的形象,却全无垂暮之态。细节还是那么清晰,情绪也依然鲜活。“这是他们对一生的终极回忆。”曾海若说,“你没有办法不被打动。” 事实上,片中的很多老人都是第一次被采访。“他们都曾为国家做过我们难以想象的付出和牺牲,但是之后太长的时间里,不允许他们说,他们也不敢说,连他们自己都快要忘记了。”90多岁的王文川是当年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一员,而在熟人们眼中,他只是个性格孤僻的老头。整整70年,他对那段往事从未说起,甚至对儿女也没有提过一个字。70年后,他终于第一次回到曾经苦守过的上海四行仓库,抱着团长谢晋元的塑像,失声痛哭。或许老人自己也说不清,战争的创痛和此后70年的强制遗忘,哪一个更让人压抑,更摧人肝肠。 这样的画面,让人在感动之外,有一种难以面对的沉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做过一本书《异域1945》,关心那些至今仍滞留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在一篇博客中,他谈到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一位老兵的儿子为了给父亲争取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找到他,硬要塞给他200块钱。“他一脸小心翼翼的模样,让我感到的是无地自容,是愧疚。一个远征军老兵的后代,竟然要去乞求……这个被他们父辈用生命和鲜血保卫过的子民,给他们的父辈最后的安慰和认同。” 孙春龙最终也没能帮老人实现心愿,他向老兵道歉:“我代表不了这个世博参观人数突破7000万的国家……” “抢救采访”抢救的不仅是历史记忆,或许也包括一个时代的良心。崔永元觉得,“我们不做,会让子孙后代唾弃”。用张钧的话说:“沉重不应该是终点,我们更应该去反思,改变,前行。”
无论对于大众文化还是学术界,“口述历史”的概念都不算新鲜。最晚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就已经有了Oral History的说法,并被广泛用作一种收集、研究史料的途径。近几年唐德刚的“口述历史”系列和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节目,也在华语圈引起一阵口述历史热。如果我们回身去中国的乐府或“诗史”中翻寻,也不难见到类似资料。崔永元特别看重这种第一人称的讲述:“如果当年有孔子的采访留下来,现在谁还会去听于丹讲《论语心得》?”
《我的抗战》尽可能把镜头对准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曾海若的感受是,不仅要听他们亲口说,一定要看到当事人。“实际上老人的记忆未必完全准确,但一定要他(她)在镜头前来说,一定要看到他的脸。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会带有一种‘历史的尘埃’,这些都是密码,是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了解历史最直接的捷径。”
张钧是这部纪录片的主要采访者之一。“大部分老人开始的时候会紧张,这个过程很艰难。”为了让他们打消顾虑,采访者需要一点点和他们沟通磨合。最长的一次为了访一个人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拍了一百多盘带子。“他们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你是不是用心在交流,他们不会感觉不到。我们不是简单地功利性地去采,而是投入感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发自内心的尊重。这也是我们唯一能给的。”
世界上几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群,他们曾经为民族的付出,和这个民族给予他们的待遇会有如此大的悬殊。“能健康活到今天的老兵,都有超常的坚强和平和的心态。”张钧说自己采访这么多人的过程里,自己也在反思和改变。“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需要做出的选择有多么痛苦和残酷,是我们现在根本无法体会的。说实话,我为自己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感到幸运。怎样衡量一个好的社会,一个标准可能就是:大多数普通人不再被逼做这种过于残酷的选择。”

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渐渐凋零翔在1942年中国云南的天空。几年前,崔永元的团队曾集中做过滇缅老兵的采访,“但是2009年的时候,我们得到消息说大概有40个老人都没了”。《我的抗战》中的许多老人都在片子杀青之前就过世了。而他们最后一刻留在镜头中的形象,却全无垂暮之态。细节还是那么清晰,情绪也依然鲜活。“这是他们对一生的终极回忆。”曾海若说,“你没有办法不被打动。” 事实上,片中的很多老人都是第一次被采访。“他们都曾为国家做过我们难以想象的付出和牺牲,但是之后太长的时间里,不允许他们说,他们也不敢说,连他们自己都快要忘记了。”90多岁的王文川是当年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一员,而在熟人们眼中,他只是个性格孤僻的老头。整整70年,他对那段往事从未说起,甚至对儿女也没有提过一个字。70年后,他终于第一次回到曾经苦守过的上海四行仓库,抱着团长谢晋元的塑像,失声痛哭。或许老人自己也说不清,战争的创痛和此后70年的强制遗忘,哪一个更让人压抑,更摧人肝肠。 这样的画面,让人在感动之外,有一种难以面对的沉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做过一本书《异域1945》,关心那些至今仍滞留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在一篇博客中,他谈到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一位老兵的儿子为了给父亲争取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找到他,硬要塞给他200块钱。“他一脸小心翼翼的模样,让我感到的是无地自容,是愧疚。一个远征军老兵的后代,竟然要去乞求……这个被他们父辈用生命和鲜血保卫过的子民,给他们的父辈最后的安慰和认同。” 孙春龙最终也没能帮老人实现心愿,他向老兵道歉:“我代表不了这个世博参观人数突破7000万的国家……” “抢救采访”抢救的不仅是历史记忆,或许也包括一个时代的良心。崔永元觉得,“我们不做,会让子孙后代唾弃”。用张钧的话说:“沉重不应该是终点,我们更应该去反思,改变,前行。”
“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渐渐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麦克阿瑟将军曾在卸任前的告别讲演中,引用他年轻时流行的这句歌词。杜甫的“四万义军同日死”是催人肝肠的悲壮,而“渐渐凋零”是悲壮之外难以言说的钝痛。
《我的抗战》在《壮志凌云》一集中播出了老飞虎队员查尔斯·邦德的专访。90多岁的老人患有老年痴呆,采访中多次睡着。片子播出前,老人已离世。但当面对摄像机,回忆自己驾驶P-40战机与50架日军飞机搏斗时,他似乎还翱翔在1942年中国云南的天空。几年前,崔永元的团队曾集中做过滇缅老兵的采访,“但是2009年的时候,我们得到消息说大概有40个老人都没了”。《我的抗战》中的许多老人都在片子杀青之前就过世了。而他们最后一刻留在镜头中的形象,却全无垂暮之态。细节还是那么清晰,情绪也依然鲜活。“这是他们对一生的终极回忆。”曾海若说,“你没有办法不被打动。”
事实上,片中的很多老人都是第一次被采访。“他们都曾为国家做过我们难以想象的付出和牺牲,但是之后太长的时间里,不允许他们说,他们也不敢说,连他们自己都快要忘记了。”90多岁的王文川是当年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一员,而在熟人们眼中,他只是个性格孤僻的老头。整整70年,他对那段往事从未说起,甚至对儿女也没有提过一个字。70年后,他终于第一次回到曾经苦守过的上海四行仓库,抱着团长谢晋元的塑像,失声痛哭。或许老人自己也说不清,战争的创痛和此后70年的强制遗忘,哪一个更让人压抑,更摧人肝肠。
这样的画面,让人在感动之外,有一种难以面对的沉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做过一本书《异域1945》,关心那些至今仍滞留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在一篇博客中,他谈到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一位老兵的儿子为了给父亲争取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找到他,硬要塞给他200块钱。“他一脸小心翼翼的模样,让我感到的是无地自容,是愧疚。一个远征军老兵的后代,竟然要去乞求……这个被他们父辈用生命和鲜血保卫过的子民,给他们的父辈最后的安慰和认同。” 孙春龙最终也没能帮老人实现心愿,他向老兵道歉:“我代表不了这个世博参观人数突破7000万的国家……”
“抢救采访”抢救的不仅是历史记忆,或许也包括一个时代的良心。崔永元觉得,“我们不做,会让子孙后代唾弃”。用张钧的话说:“沉重不应该是终点,我们更应该去反思,改变,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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