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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意”是民意吗?  

2010-07-29 13:02:00|  分类: 《新周刊》每期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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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非常极端的声音。由于这样一些现象的存在,很多人面对互联网产生了新的不安或忧虑,比如精英人士对“网络暴民”的焦虑越来越深。这种精英式的忧虑是有传统的,一百多年中,从《乌合之众》到《大众的反叛》,再到《群氓的时代》,一直存在精英文化对大众的担忧。 网络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网络的主体并不是这样的。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最大一个变化,就是使中国从一个鸦雀无声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场所。在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的转变过程中,尽管众声喧哗会给人带来非常多的不适应,但是众声喧哗要远远好于鸦雀无声。因为鸦雀无声会压抑中国人的人性,遏制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众声喧哗至少给这种人性、这种进步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 有人看到,精英在介入网络夺取话语权和获取注意力的时候,也被迫以“喧哗”的形式叙述。假如他们写的文本尽管很深邃,却很难在网络时代获取他人的注意力,这会不会最终改变精英的表达方式呢?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然而对于知识分子或者精英来讲,很难把握的一个东西是独立性。历史告诉我们说,利用民意的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也会带来非常危险的结局。所以,独立性意味着既要独立于强权,也要独立于民意——尽管这可能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必须放下身段,要改变自身的很多东西;但是完全迎合民意,迎合乌合之众,也不能称之为独立。 让知识分子改变自己是很困难,但是总的来说,这符合历史的演变,知识分子本来就是越来越难当的。在没有网络之前知识分子就已经很难当了,早就不是社会的立法者,充其量只是阐释者。过去中国的

胡泳

 

 

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最大一个变化,就是使中国从一个鸦雀无声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场所。尽管众声喧哗会给人带来不适应,但是众声喧哗要远远好于鸦雀无声。

知识分子怀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但实际上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甚至都不代表那么大的价值。知识分子的去中心化过程本身就在发生,只不过网络时代这个过程更加被放大,也更加被压缩了而已。 归根结底,我反对在互联网上精英和草根的“二分法”。我认为所有能适应众声喧哗状态的,都是网络精英。凡是不适应这种状态的人,可能反而是和精英对立的那种人,也不可以归结为草根,只能说他们“网商”不高。所谓网络精英,其实是熟悉互联网生态的人,懂得在这样的生态当中,会遇到去中心化的问题,在众声喧哗的情况下,不会因为个人原来的心态和偏见而呈现不适应。只要你不能够实现这种适应,我觉得你就称不上是互联网的精英。所以我对网络上的精英与草根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

当代社会中,一些核心的能够支撑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东西现在都被打破了,造成个人不得不自行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生存的意义。在此一过程当中,很多人其实是无所适从的。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自恋的表达,互踩的冲动,急于跟陌生人分享自己的隐私以赢得信任,急于在虚拟社区当中找到自己的社区感——这样一些表现,其实都是在网络时代私人表达上发生的变化。
如果从公域的角度来分析,你会发现在中国,大家非常明显地感觉似乎网络民意代表了民意。其实,所谓网络民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通过研究,可以证实网民的统计学构成跟整个中国人群统计学的构成是不同的。我有一个比喻:如果把网络民意直接等同于当今中国社会民意的话,其实有点像把一个城市里的富人区视为整个城市的代表。常上网的人都知道,这里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在潜水,只有少部分人是积极的参与者,大声喧哗的其实永远是少数人。然而就是这个少数人决定了网络议题的走向,给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这些人就代表了网络民意,再推广一下的话,似乎代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民意。这是一个显然的错觉。
在网络社区中,会看到一些有趣的社会现象,比如说“回声室效应”,即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还有“群体极化”现象:社会学的实验证明,当一群观点大致相近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人的观点会趋向极端。就是说温和的人聚在一起也可能发出非常极端的声音。由于这样一些现象的存在,很多人面对互联网产生了新的不安或忧虑,比如精英人士对“网络暴民”的焦虑越来越深。这种精英式的忧虑是有传统的,一百多年中,从《乌合之众》到《大众的反叛》,再到《群氓的时代》,一直存在精英文化对大众的担忧。
网络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网络的主体并不是这样的。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最大一个变化,就是使中国从一个鸦雀无声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场所。在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的转变过程中,尽管众声喧哗会给人带来非常多的不适应,但是众声喧哗要远远好于鸦雀无声。因为鸦雀无声会压抑中国人的人性,遏制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众声喧哗至少给这种人性、这种进步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
有人看到,精英在介入网络夺取话语权和获取注意力的时候,也被迫以“喧哗”的形式叙述。假如他们写的文本尽管很深邃,却很难在网络时代获取他人的注意力,这会不会最终改变精英的表达方式呢?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然而对于知识分子或者精英来讲,很难把握的一个东西是独立性。历史告诉我们说,利用民意的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也会带来非常危险的结局。所以,独立性意味着既要独立于强权,也要独立于民意——尽管这可能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必须放下身段,要改变自身的很多东西;但是完全迎合民意,迎合乌合之众,也不能称之为独立。
让知识分子改变自己是很困难,但是总的来说,这符合历史的演变,知识分子本来就是越来越难当的。在没有网络之前知识分子就已经很难当了,早就不是社会的立法者,充其量只是阐释者。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怀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但实际上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甚至都不代表那么大的价值。知识分子的去中心化过程本身就在发生,只不过网络时代这个过程更加被放大,也更加被压缩了而已。
归根结底,我反对在互联网上精英和草根的“二分法”。我认为所有能适应众声喧哗状态的,都是网络精英。凡是不适应这种状态的人,可能反而是和精英对立的那种人,也不可以归结为草根,只能说他们“网商”不高。所谓网络精英,其实是熟悉互联网生态的人,懂得在这样的生态当中,会遇到去中心化的问题,在众声喧哗的情况下,不会因为个人原来的心态和偏见而呈现不适应。只要你不能够实现这种适应,我觉得你就称不上是互联网的精英。所以我对网络上的精英与草根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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