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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  

2010-03-29 11:45:00|  分类: 《新周刊》每期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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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潜规则

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

 

谎言的中国语法,也是诚实的潜规则。被社会规范化的谎言其实是一种真话——说者口是心非,听者心知肚明,以致谎言与真话殊途同归——诚实成了一种反社会行为,谎言成了熟人社会的通行证。

 

文/黄俊杰

 

中国人说谎话的最高境界,是把谎话说成真话——你撒的谎所有人都相信,它就是真话;或者,你撒的谎所有人都不相信,撒了等于没撒,它也是真话。

中国人说真话的最高境界,是把真话说成谎话——每个字都是真话,但真相截头截尾,真话变成谎言。这又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杂文选刊》有文章发表观点,认为中国的谎言文化滥觞于“讲价”。梁实秋也在《讲价》里写过善讲价者的犀利:他有政治家的脸皮,外交家的嘴巴,杀人的胆量,钓鱼的耐心,坚如铁石,韧似牛皮,只为战胜待价而沽的奸商。

讲价和谎言有共同的乐趣,在于“猜”:首先,都知道牌子上的价钱是假的,这是潜规则;然后,都明白自己有权利知道实价,但非要猜得不亦乐乎,这是文化;最后,都坚决认为不讲价就买不到好东西,这是迷信——其实“讲价逻辑”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这和中国人看电视购物频道、读最新统计数据、听领导讲话的情景,是一致的。

中国人善猜。最含蓄的表达,也有最懂人情世故的听众去明白它的意思。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有个观点,说监狱里的罪犯识别谎言能力较高,是生存环境充满谎言磨练出来的。一个中国人能成为识别谎言的大师,也是同理——中国人早已熟习格式化的谎言(套话)、善意化的谎言(情话)、礼节性的谎言(鼓励话)和废话性的谎言(官话),谎言与反谎言是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博弈,正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

所以中国人最怕被人骗。中国曾有相亲节目和真人秀动用测谎仪,人气高涨,最后不得不被广电总局叫停;但人们对淘宝上自称可检验爱情的测谎仪依然热情不减,“民用微型测谎仪”卖到断市,正如真情实感一直缺货。

那么,最怕被骗的中国人,为什么又不爱说真话?

  

谎言的中国语法:非真话不是谎言

 

有段子道尽中国人的口是心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

有帖子道尽《新闻联播》的成熟语法——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在西方法庭上有一个“真话原则”:宣誓时必须保证所言是事实且为事实的全部。但中国人写文章,春秋笔法方算登峰造极;中国人讨生活,难得糊涂才是金玉良言。在我们的人生语法中,不说真话往往不是恶习,是智慧,也是美德——兵家说兵不厌诈;儒家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在熟人社会,说谎要讲究圈子。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信”字排最末。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有一个说法,中国人的家里人是最小的圈子,亲戚、熟人、同乡、同窗、同道、同种、同天下是越来越大的圈子——一旦稍有压力,仁义之心就一层一层向内收缩,成员自觉维护集团利益,共同造假互不揭发、同行之间传授造假技术、服从自己的小圈子、对局外人说谎,是道德也是情感圈子的潜规则。

曾有《中国传统的谎言文化与中国人的避讳观念》一文,认为欧美创造最重要学问就是追求真理的“科学”,中国没诞生科学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有不说真话的传统。其实,中国诞生的重要学问不是“科学”,而是考验情商的“人学”。

“人学”有独立的“语法”,中文的表达习惯也适合撒谎——中国的语言是艺术,欲拒还迎,欲扬先抑,要当状元先考八股,千年锤炼下来,中国的语言最懂得骗人。所以,西方人喜欢把观点写在文章段落第一句,但中国人喜欢把态度写在文章最后,未到最后,谁也不知道你的态度。

门口有保安,就是“管家式服务”;门口没有保安,就是“和谐的邻里关系”。中文胜在表达灵活,因此“非真话”也种类繁多——出发点善良的是成全,基本无害的是情趣,欺骗敌人的是智慧,讨别人开心的是礼仪,阳奉阴违的是手段,为大局着想的是高尚,自欺欺人的是阿Q精神。至于只有损人利己的,我们叫犯罪;损人不利己的,我们叫犯贱——在中国人看来,犯罪的和犯贱的,毋庸置疑地才是真正的谎言。

 

诚实的潜规则:看条件说真话

 

心理学家李子勋在微软做心理培训,微软的一个老板问他,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说谎?因为他所有的下属永远都对他说yes,没有人说no,但做起事来全按no的一套办。李子勋就建议,让他设一个奖励制度,给讲no的人来点物质奖励——你来点“礼仪”,中国人才知道你是真心想他说no。

说谎是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八面玲珑的韦小宝是职场偶像,《潜伏》里的余则成也是。有职场生存术认为《潜伏》是白领阶层人际危机的反映,号召向余则成学习,平日说话九真一假——因为只有平时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

老舍曾在1936年发表在《益世报》的小说中杜撰“说谎会”的邀请信,讽刺中国人说谎的理由:“没有谎就没有文化。我们怀疑一切,只是不疑心人人事事都说谎这件事。历史是谎言的记录薄,报纸是谎言的播音机。巧于说谎的人有最大的幸福,因为会说谎就是智慧。一天之内,要是不说许多谎话,得打多少回架;夫妻之间,不说谎怎能平安地度过12小时。我们的良心永远不谴责我们在情话情书里所写的——一片谎言!”

爱情逼人撒谎。女人憎恨欺骗,男人热爱说谎。有研究发现男人比女人爱说谎,原因往往只为争取更多自由。有心理测验要你看10段视频,识别10对正在说“我爱你”的男女是否真实情侣,答对越多,你的爱情段位越高。但不少人抱怨这个测验根本不准——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谎言就是“我爱你”,谁又敢说自己全部看得穿。

商业逼人撒谎。有搬家公司在《广州日报》的分类广告上用黑体大字写自己搬过神舟五号,没人信这是真的,但搬家公司生意依然爆满。广东的服务行业有约定俗成的员工手册,逢人都必须叫靓仔靓女。其实靓仔的是人民币,而不是全国人民。

教育逼人撒谎。小学生接受《新闻联播》访问,就懂得配合说很黄很暴力。中国的学生是格式化的学生——考卷上永远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天马行空的作文往往零分。浙江有较真的语文老师认为小学课本里《爱迪生救妈妈》的文章是杜撰的,其实老师收到的小学生文章里的情感又何尝不是杜撰的。

官场逼人撒谎。有担任政府局机关秘书的人在发帖介绍写作技巧:“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我却写成了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现在大家对假话习以为常,真有人对假话计较起来,不但领导不买账,就连群众也会嘲笑他不识时务。”

科学逼人撒谎。《手机》中费老说:“还是农业社会好啊,那个时候,交通啊,通信啊,都不发达。你进京赶考,几年不回,回来以后,你说啥子都是成立的。”但不要忽略,QQ发明了“隐身”,山寨手机发明了“彩话”(例如你可选择通话背景音是马路嘈杂声还是菜市嘈杂声),说谎科技层出不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梅尔·潘柯斯特说过一句话:“说实话会让你得到解脱,但首先它会让你变得很讨人厌。”我们的诚实总是找不到市场,所以我们不得不网游怕人妖、短信怕骗钱、QQ交友怕酒托、找工作怕传销团伙、学雷锋做好事怕资助了骗子——有人细数中国社会的十大谎言,包括:网站说我们是免费的、电信说我们是亏本的、警察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女孩说这是我第一次、客车司机说准时出发、商人说出血大甩卖、明星说我们只是朋友关系……其实这已经说不上谎言,因为大家已经约定俗成地不去相信。

在西方,“印钞机”伍兹一直生活在好好先生的谎言之中,但真相立马让拥有他赞助商股票的股民损失大约120亿美元;在中国,“音速小子”郭敬明被曝抄袭,依然受到粉丝拥戴,荣登福布斯名人榜。老实说,人们心如明镜:再盛大的奥运开幕也有假唱,再清纯的玉女也有艳照,再坦诚的朋友也经不起真话。人们连巴金的《真话集》都要怀疑,认为里面全是假话。

诚实是一种“他人的美德”。鲁迅指出中国人的“瞒和骗”,柏杨则警告人们远离传统的“酱缸文化”和“谎言文化”。“造假者决心痛改前非,大家为他举起了酒杯,可惜酒杯里的全是假酒。喝了假酒必须求医问药,可惜吃下去的还是假药。嫉妒和谎言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缺陷,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空气。”《余秋雨人生哲言》中如是写道。

说中国人是“最爱撒谎的民族”的大多是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中国最了解的人也只有自己——因为任何渴望真诚的关系,都是从虚伪的客套开始;任何不带欺瞒的、内心赤裸的相交,往往是关系崩溃的开始。是的,我们自欺欺人,把自己给骗了;疑神疑鬼,把自己给毁了。

真话成为了最稀缺的社会资源。减肥广告是骗人的,餐桌是危险的,经济学家是不靠谱的,统计数据是“全世界都不相信的”,股民是被谎言套牢的,房地产的利润是永远保持神秘的。即使远离现实社会,逃到网络世界,依然发现,即使在虚拟世界,越多人脱下假面,就越多人戴上假面;越多人揭穿谎言,就越多人制造谣言。

中国人必须为自己的诚实找到解决方案——2010年两会,66岁的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抨击官场不正风气,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的底线是在任何工作场合都不说假话,但是,“看条件说真话”。

  

太诚实是反社会行为?

 

《文汇报》曾写过一个故事:有陶艺家到陕北的一村子,发现在政府的支持下,村子里的乡土文化遗存特别丰富,处处可接触到面花、剪纸、年画、信天游、民间故事,连多神教的神像都在新修的庙里被供养起来。但七八天后,消除了戒心的农民突然对她说了大实话——其实民俗早在“十年动乱”后就荡然无存,她所见的都是一个大学教授带着小组,将陕北各地的民俗搜罗过来,手把手地教给当地农民的——这是一个最美丽的谎言,“连农民腰鼓队穿的衣服都是参照秦腔的戏服复制的”。

在此时此地,谎言也是生产力。泡沫文化没有带来泡沫经济,它带来的是真金白银:村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了报、上了电视,每年光旅游收入就有好几百万,几十年来一直靠政府救济的村子一下子脱贫了。

这条村子发生的故事,有如当代中国谎言体制的一个寓言。“潜规则概念之父”吴思去看中国历史,发现有一个容易产生谎言的体制,“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在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最高层开始,就注定了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

“大规模地说谎”的历史文化,让谎言在中国自成一种体制、一种文明。前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所以,在中国,说真话有时要付出代价——尴尬者如奥运冠军周洋,因为得奖后没有先感谢国家而是先感谢父母而遭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将父母的排名从第一位降到第五位;无辜者如西安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外加拳打脚踢。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柏杨1984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就如是说道。

因此,中国的行政文化最重视的是集体性而不是法律性,最缺的是知情权和透明度。哈尔滨因松花江水污染而停水,政府只说“管网检修、临时停水”;阜阳多名婴儿因为手足口病死亡,医院和幼儿园门口已挂上“怎样预防手足口病”的宣传单,但政府依旧反应迟钝地宣称“确有几名婴幼儿因患春季呼吸道疾病相继夭折,这几例病没有相互传染联系”——问题是,这些“善意的谎言”都没有拯救这两个城市,人们依旧陷入了恐慌和怀疑之中。

中国人不敢说真话的原因,人际交往的禁忌是一种,政治的禁忌是另一种。但是,谎言放之男女,只是情趣;谎言放之市井,只是小聪明;谎言放之商场,只是假冒伪劣;谎言放之官场,只是勾心斗角。老公可以对老婆撒谎,但国家不应该对公民撒谎——如果官员只会看条件说真话,如果新闻发言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公信力又如何建立?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新的坐标。但是,2009年,发改委刚明确表示近期不会上调油价,3天后就又发出通知,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400元;2010年,国家统计局称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同比上涨1.5%,就有政协委员说“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相信”。时至今日,“70码”、“躲猫猫”、“俯卧撑”依然作为经典的托词广泛传播。

一个国家能扛得住多少谎言?《论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代中国,“官”与“民”之间的信息传送是单向的,“民”是“愚民”;但在网络发达和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不实信息只会带来随时被揭发的风险,封闭信息只会带来更多的谣言。

曾有《清算谎言经济学》一书,揭露美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崩溃的真正原因——结果表明元凶多聚集在充满谎言的华盛顿,而不是华尔街。因谎言而能带来的生产力,是泡沫的生产力;因谎言而带来的表面风光,是短暂风光;因谎言而带来的繁荣,是虚假繁荣。也许,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真话才是生产力——无论一个企业还是一个社会,诚信度越低、透明度越低,运行成本就越高,效率就越低下。

有文章《美国人诚实,中国人爱说谎?》认为,本性上讲很难说美国人或中国人谁更诚实,富裕本身提高了欺诈的门槛,但不能杜绝欺诈——只是美国健全的法律和信用体系使一般欺诈行为大大提高成本,个人欺诈会导致信用破产,直接结果是:申请不到信用卡、租不到房子、买车买房贷不到款,因此美国人才小心翼翼。

“如果制度改变成了一个民选的政府,变成了老百姓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一个交易,那就是一个交易的体制,就不是一个产生谎言的体制。而且在这个交易的体制之中,各方面一定盯着,你是不是违约了,你是不是诚实地履约了。于是这个体制恰好是一个消灭谎言的体制,一旦你违约,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吴思如是说。

《皇帝的新衣》里的诚实孩子会使得沉默的人、说谎的人有负罪感,要坚持讲真话的成年人,要有挑战体制的勇气。

在充满谎言的生活中,你大脑眩晕,想寻回作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想说一句真话,但当你先看时机、看场合、看情况,再看对方背景,终于,你不得不放弃。

中国有一个谎言共同体,所有的人都是共犯。如果一个社会默认诚实背后有潜规则,谎言也就有了语法。如果一个社会自上而下流行着谎言的语法,诚实就成了一种反社会行为,谎言就成了熟人社会的通行证。

不得不说,被社会规范化的“谎言”早已成了“真话”——说者口是心非,听者心知肚明,以致谎言与真话殊途同归——这听起来像句喜剧台词,但背后潜藏的是中国社会的文化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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