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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是湿的  

2010-03-15 15:04:00|  分类: 《新周刊》每期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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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成为中国的“加湿器”

未来是湿的

 

这是我们的诠释,我们的概念,我们要借他人之酒浇我们心中之块垒。原因无他,中国社会太干巴巴的了,需要加湿。

 

文/胡泳  

 

2009年我和沈满琳翻译了克莱·舍基的《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这本书受到了读者的喜爱,荣获央视《子午书简》和《中国图书商报》联合主办的“2009年度最值得一读的30本好书”之“年度最佳财经图书”;在第一财经、蓝狮子读书会和新浪网共同主办的“2009年度十佳商业图书”评选中名列第五。

关于这本书的中译名,出版以后存在一些争议。舍基的书,英文原名叫做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of Organizing withoutOrganizations,英文名和现译名的确相差甚远。有报纸直斥“标题党”哗众取宠,还有一位叫“肉唐僧”的网友说得很不客气:“HereComes Everybody的英文缩写是HCE,典出乔伊斯的小说《为芬尼根守灵》中的一个角色Humphrey ChimpdenEarwicker,是个含义很深的名字。但是不幸,却被中文译者强加了“未来是湿的”这么个恶俗不堪的名字。令人手捧此书,就好像是搂着脸上涂满驴粪的克里奥佩特拉——她越是美艳,你对驴粪就越是嫌恶。不用说,“未来是湿的”这个书名,化自《世界是平的》。以前林语堂曾经说过,笑话里当以用谐音产生笑料为最低级。如果林语堂见到“未来是湿的”这样的书名翻译,我猜他大半会觉得自己对谐音笑话实在是过于苛刻了。”

这说明,书名太迎合世风,也会阻止人进一步去细读,反而浪费了一本好书。说到译名的考虑,我在译者序中已经写得十分清楚:“未来是湿的”主要是书商的坚持,包括书的封面上的宣传语也是,我的原译是“人人时代”。我并不真的喜欢现在这个译名,也不喜欢给作者戴上一顶顶桂冠——“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新文化最敏锐的观察者”,我觉得互联网时代最好消灭头衔前的“最”字。但最终书商的意见压倒了我的意见,一方面大陆的出版社都存在一种市场的焦灼,急欲用概念来打造畅销书,很难说服他们;另一方面,也因为我还有自己的“块垒”要浇——2009年以来中国互联网面临的环境有目共睹,整个社会干涩得几欲迸裂,我太想强调互联网对中国的“加湿器”意义了。这层意思,连“肉唐僧”这样的读者都不理解,更不是远在美国的原作者能够想象得到的。

书评人杨吉倒是有如下观察:“尽管在书名的取舍上,中国学者有自己的考量和坚持,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误读或曲解了舍基。相反,他们在谨慎、细微地推敲着舍基一字一句、微言大义的同时,也借由舍基在书中始终不渝强调的互联网将重塑社会群体的主题发出自己的呐喊。他们在译者序中写道:“不错,我们需要从‘未来是湿的’角度理解作者所讲的社会性软件和社会性网络。这是我们的诠释,我们的概念,我们要借他人之酒浇我们心中之块垒。原因无他,中国社会太干巴巴的了,需要加湿。这里,‘湿’是一种隐喻,它可以被指向是协调合作的态度,可以被指向为社会资本的累积,可以被指向是思维方式的由一维变万维,可以被指向成交流空间的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而互联网正是这一切革命性转变的开端和契机,于是,它自然被比喻成了中国未来的‘加湿器’。”

换言之,这是一种“创造性误译”,多年以前我在翻译《数字化生存》时就做过。那本书封面有句话——“计算不仅仅是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打上这句话起初也是我反对的,因为它太富于技术决定论色彩了,但后来证明,正是这句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中学生,都把该书奉为信息时代的圣经。同样这本书,在台湾叫做《数位革命》,我不知在那边影响几何,但显然,大陆的语境,会决定何种概念能够打动一个时代人们的心灵。

我后来见过《数字化生存》作者尼葛洛庞帝多次,我想,至今他都不明白,为何他在中国会那么有名。一本书,离开了西方原生地,来到中国,就会有它自己的别样生命,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就是如此。想当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多么响亮的口号,与赫胥黎有多大关系呢?而从性学博士张竞生,到哲学博士胡适之,他们不都是这个口号的产物吗?就像我也不知道,当年的《数字化生存》,既可以激励张朝阳创业,也可以鼓动许嘉璐搞“绿坝”……

这是跨文化语际交流的好话题,打住了。另外再就肉唐僧的指责说几句:我觉得享受了译者的辛勤劳动的人,要对译者有起码的尊重。对于爱读书之人,想想你平时所读的好书,有多少是拜翻译所赐?而你知道译者为这样的工作所付出的心血与可以得到的报酬完全不成比例吗?今日大陆出版社为译者支付的稿酬,大约是每千字50~70元,用我一位台湾朋友行之先生的话讲,“这种论字算钱的办法就像论斤嫖人一样,是紧凑匀净的译文的大敌”。大陆教育部门还有个可笑的规定,翻译文学名著或学术专著不能算“科研成果”。如果不是我看到好书实在不能忘情翻译,为什么要干这样不划算的事?给《新周刊》写专栏岂不更好?

杨宪益先生去世以后,我给《南方周末》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里面写道:“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缺少了这个中介,中国文化走入不了异域,异域文化也无法与中国人结缘。它是文化交流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给翻译家以应有的位置,结果就是,劣质翻译充斥于市,人的精神和人的教养得不到好的滋养,更加糟糕的是,对异域文化的误读大量出现。后果如此严重,现状却是,很少有人愿意做一点实际的事情来改变。”

我倒不是说肉唐僧这样的读者要对如此局面负责,也不是说我翻译的书就一定是好书,而是说,你既然认为“未来是湿的”堪比克里奥佩特拉,你可曾对为你牵来美人的译者表示过一点点尊重,感谢他们为文化交流付出的辛苦?肉唐僧对我的批评已经近乎谩骂了,我不得不做些许公开的回应。他写道:“此外,这本书还有一点让人非常不舒服的地方在于:译者把他认为很精彩很重点的地方做了加粗强调。这是对原作者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阅读的极大干扰。考虑到译者胡泳居然是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他的这种业余到极点的行径,只能折射出一个现实:在中国的互联网理论界,急于抢占山头的那些人水平还很烂。他们急需的是学习,而不是抹驴粪式的‘发表洞见’。”

我要郑重声明:重点地方加粗强调也非译者所为。我和肉唐僧一样,拿到样书后才看到这些粗体字。至于肉唐僧由此凭空发出的指名道姓的攻击,我只能这样回应:他急需学习,比如他炫耀自己知道HCE的出典,我想不是因为他多么了解乔伊斯,而多半是读了译者序获得的知识吧。至于在中国互联网理论界,本人是不是“水平很烂”的“急于抢占山头”的“抹驴粪式”人士,自有公论,无需肉唐僧先生“发表洞见”。

最后,本人无意使这篇文章变成纯粹的回应批评之作,而是要再次引用行之为台湾翻译家叫屈所说过的一段话,以之质问大陆出版界:“台湾书市大约三分之一书籍来自翻译,显然不全是赔钱货。也因此,译者大可堂堂正正问一句,既然翻译对台湾书市这么重要,为什么译薪还是只够养鸡养鸭?”我要问的是,既然翻译对大陆书市这么重要,为什么译薪连养鸡养鸭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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