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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创办于1996年8月18日,十二年猛进,已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最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 《新周刊》由广东出版集团、三九企业集团联合主办。 《新周刊》每期128页全彩印刷,每月1日、15日出版,零售价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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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之 曹思源:很多话他们不能说,…  

2009-07-14 17:2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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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创办人

受到打击”。 即使在四通研究所关门以后,曹思源仍然没有放弃宏观问题的研究。宏观问题是国家的事情,谁会为国家问题的研究支付费用? “如果你研究一台电扇,倒还能卖出点钱。我们研究修改宪法,谁会出钱支持你?尤其是宏观问题方面的研究,当局不一定喜欢。” 曹思源不得不以企业破产咨询来维持生计。“有些企业破产了,不知道怎么办,找我了。”曹思源说,“我的目标很明确,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我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精力不够,如果宏观研究忙不过来,我只好放弃一些微观咨询项目。我赚钱靠破产咨询,但这只是一种过渡的方式。”这种过渡方式一直持续到2009年本次采访的那一天。 曹思源说:“虽然我们所实力不雄厚,惨淡经营,但我们的员工工资从来不拖欠。”现在的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编8人,二十多年来做了一百多个项目。其中包括修改宪法、法院改革、银行改革、国籍制度改革、医疗改革、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破产制度等。 下海21年后,这位中国民营智库的先驱已经在北京北二环边上买下一套商住房,不远处就是首钢国际大厦,多年前他放弃的一个选择。几个牌子也一块跟着曹思源来到这个新地点,结束了21年来流离的生活。他的助理说,这边是办公区,那里是住处,曹老工作累了就直接到隔壁休息去。 “20年来,我觉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公民。” 曹思源:很多话他们不能说,我能说

 

受到打击”。 即使在四通研究所关门以后,曹思源仍然没有放弃宏观问题的研究。宏观问题是国家的事情,谁会为国家问题的研究支付费用? “如果你研究一台电扇,倒还能卖出点钱。我们研究修改宪法,谁会出钱支持你?尤其是宏观问题方面的研究,当局不一定喜欢。” 曹思源不得不以企业破产咨询来维持生计。“有些企业破产了,不知道怎么办,找我了。”曹思源说,“我的目标很明确,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我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精力不够,如果宏观研究忙不过来,我只好放弃一些微观咨询项目。我赚钱靠破产咨询,但这只是一种过渡的方式。”这种过渡方式一直持续到2009年本次采访的那一天。 曹思源说:“虽然我们所实力不雄厚,惨淡经营,但我们的员工工资从来不拖欠。”现在的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编8人,二十多年来做了一百多个项目。其中包括修改宪法、法院改革、银行改革、国籍制度改革、医疗改革、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破产制度等。 下海21年后,这位中国民营智库的先驱已经在北京北二环边上买下一套商住房,不远处就是首钢国际大厦,多年前他放弃的一个选择。几个牌子也一块跟着曹思源来到这个新地点,结束了21年来流离的生活。他的助理说,这边是办公区,那里是住处,曹老工作累了就直接到隔壁休息去。 “20年来,我觉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公民。” “我认为我下海做研究,并不亚于在国务院办公厅做研究,因为我有独立性。”

 

文/邝新华

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创办人 曹思源:很多话他们不能说,我能说 “我认为我下海做研究,并不亚于在国务院办公厅做研究,因为我有独立性。” 文邝新华 对于中国第一家民间智库的创办者曹思源来说,1987年的一件往事,记忆犹新。  那是在一个名叫《时局与选择》的座谈会上。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已经对准了场中的演讲台。在众多的发言者中有一位叫曹思源,他放了一炮,在会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人大入手,建议实行人大旁听制,电视台同步直播人大会议,让老百姓旁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必坐飞机,不必坐火车,不必跋山涉水,打开电视就可以旁听人大会议啦。”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之后,《焦点访谈》开始播放座谈会上的场景。制片人从当时的演讲者中选出十个,曹思源的演讲放在了第一位。旋即雪片般的信件寄到中央台,曹思源也很兴奋,匆忙赶到电视台把信件都复印了带回家。“老百姓很赞成,评价很高。” 但后来曹思源接到命令:以后不经领导批准,不得擅自到电视台发表长篇演说。像其他体制内的学者一样,曹思源只能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研究,很少在媒体露面。“其实他们不是没话可说,而是他们的话大多一针见血。” 这是曹思源在讲述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如何成立之前的开场白。 下海——“我们希望成为中国的兰德” 下海之前,曹思源先后在中南海干了6年: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体改委。到现在六十多岁的他还在为自己当年的顽皮事迹感到兴奋:“在国务院时,领导让我起草文件,我就偷偷地塞进我的私货。譬如说,论证破产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下海之时,曹思源有两个选择:四通和首钢。首钢已经发出商调函,希望曹思源去组建首钢改革与发展研究所。首钢是部级单位,铁饭碗,而且首钢当年在股份制改革方面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或许是曹思源对国有单位已经失望了,或许是曹思源有着更大的理想,他选择了四通给他的泥饭碗——历史证明,这个饭碗实际上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四通是当年最有影响力的民营IT企业,相当于现在的联想。四通希望他进入公司,为四通做公共关系维护。而曹思源的目标是办一个研究所,还要研究社会问题。最后协议是,曹思源成立一个研究所,四通每年支付18万经费,挂上“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牌子。相当于四通成为曹思源的投资人。 与此同时,曹思源已经准备了两个牌子:“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和“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前一个牌子是用来咨询挣钱,后一个牌子是用来研究实现理想。那时是1988年

 

对于中国第一家民间智库的创办者曹思源来说,1987年的一件往事,记忆犹新。  那是在一个名叫《时局与选择》的座谈会上。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已经对准了场中的演讲台。在众多的发言者中有一位叫曹思源,他放了一炮,在会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人大入手,建议实行人大旁听制,电视台同步直播人大会议,让老百姓旁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必坐飞机,不必坐火车,不必跋山涉水,打开电视就可以旁听人大会议啦。”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之后,《焦点访谈》开始播放座谈会上的场景。制片人从当时的演讲者中选出十个,曹思源的演讲放在了第一位。旋即雪片般的信件寄到中央台,曹思源也很兴奋,匆忙赶到电视台把信件都复印了带回家。“老百姓很赞成,评价很高。”
但后来曹思源接到命令:以后不经领导批准,不得擅自到电视台发表长篇演说。像其他体制内的学者一样,曹思源只能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研究,很少在媒体露面。“其实他们不是没话可说,而是他们的话大多一针见血。”
这是曹思源在讲述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如何成立之前的开场白。

 

10月,曹思源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智库的人。两年后,四通易帅,接班人不想花这个钱了,曹思源就把四通的牌子摘下来,在抽屉里翻出这两个牌子挂上,真正走上“民营”的道路。 1988年12月3日,在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后不久,曹思源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到美国访问。曹思源利用机会去了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他发现在美国,主流的智库都是非官方的。 “给我印象深的是他们的独立性,他们提出的观点可以跟美国政府相反。美国政府经常委托兰德做研究,但没有一个条件是——你的观点要跟我的一样。”这次访问让曹思源树立了“成为中国的兰德”的梦想。 曹思源希望有一天,他的研究能像兰德那样在市场上被政府承认。 第一单——“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但钱是要付的。” “下海就不要寄希望于谁给你公平,谁给你条件,都要自己创造。” 曹思源下海后的第一个项目来自深圳市政府。在他还没有下海之前,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市就找过曹思源,大意是希望宣告5个企业破产,想让曹思源做方案,策划一下。 到了四通以后,曹思源试探着打电话过去,说明已经下海,是否还需要咨询——现在是商业机构,要收费。 深圳那边也很爽快:没问题! 曹思源很高兴,马上带了一个助手到深圳,连夜看资料,召开座谈会。曹思源跟当时的市长提起咨询费的事。市长说,没问题,这是应该给钱的。双方签下了一个5万元的咨询协议。一个星期后,曹思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深圳不要宣告5家同时破产,5家的影响太大。应该先宣告一家,再慢慢推开。并把整个法律程序的执行步骤详细列在后面。 事办完了,曹思源也快要走了,再问起咨询费的事,那边却说:“哎呀!会计不在,出差了。”曹思源一看收钱无望,只好赌气说:“我来的时候没有带回去的路费,你不给钱我不走。”深圳市体改委不得不给曹思源一行买了两张飞机票回北京。 “咨询好做钱难收。” 到了1991年,曹思源再到深圳去,拿着协议专门去讨债。深圳那边继续推托。好不容易最后追到债了,“但不是头给的,是办公室主任给的,相当于他个人对我的同情或者支持”。曹思源收下5000块钱离开了深圳。 为国家谋——“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 “智库有两种,一种是为国家研究,一种是为企业研究,我90%的时间都花在了国家政策研究上。” 之后两年间,曹思源在四通再也没有做咨询项目,而是全心投入到议会民主改革的研究里来。发表了很多研究报告,用曹思源的话“都是赔本的事”——“不花国家一分钱,为国家研究宏观问题,而且有时还

下海——“我们希望成为中国的兰德”


下海之前,曹思源先后在中南海干了6年: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体改委。到现在六十多岁的他还在为自己当年的顽皮事迹感到兴奋:“在国务院时,领导让我起草文件,我就偷偷地塞进我的私货。譬如说,论证破产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下海之时,曹思源有两个选择:四通和首钢。首钢已经发出商调函,希望曹思源去组建首钢改革与发展研究所。首钢是部级单位,铁饭碗,而且首钢当年在股份制改革方面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或许是曹思源对国有单位已经失望了,或许是曹思源有着更大的理想,他选择了四通给他的泥饭碗——历史证明,这个饭碗实际上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四通是当年最有影响力的民营IT企业,相当于现在的联想。四通希望他进入公司,为四通做公共关系维护。而曹思源的目标是办一个研究所,还要研究社会问题。最后协议是,曹思源成立一个研究所,四通每年支付18万经费,挂上“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牌子。相当于四通成为曹思源的投资人。
与此同时,曹思源已经准备了两个牌子:“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和“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前一个牌子是用来咨询挣钱,后一个牌子是用来研究实现理想。那时是1988年10月,曹思源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智库的人。两年后,四通易帅,接班人不想花这个钱了,曹思源就把四通的牌子摘下来,在抽屉里翻出这两个牌子挂上,真正走上“民营”的道路。
1988年12月3日,在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后不久,曹思源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到美国访问。曹思源利用机会去了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他发现在美国,主流的智库都是非官方的。
“给我印象深的是他们的独立性,他们提出的观点可以跟美国政府相反。美国政府经常委托兰德做研究,但没有一个条件是——你的观点要跟我的一样。”这次访问让曹思源树立了“成为中国的兰德”的梦想。 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创办人 曹思源:很多话他们不能说,我能说 “我认为我下海做研究,并不亚于在国务院办公厅做研究,因为我有独立性。” 文邝新华 对于中国第一家民间智库的创办者曹思源来说,1987年的一件往事,记忆犹新。  那是在一个名叫《时局与选择》的座谈会上。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已经对准了场中的演讲台。在众多的发言者中有一位叫曹思源,他放了一炮,在会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人大入手,建议实行人大旁听制,电视台同步直播人大会议,让老百姓旁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必坐飞机,不必坐火车,不必跋山涉水,打开电视就可以旁听人大会议啦。”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之后,《焦点访谈》开始播放座谈会上的场景。制片人从当时的演讲者中选出十个,曹思源的演讲放在了第一位。旋即雪片般的信件寄到中央台,曹思源也很兴奋,匆忙赶到电视台把信件都复印了带回家。“老百姓很赞成,评价很高。” 但后来曹思源接到命令:以后不经领导批准,不得擅自到电视台发表长篇演说。像其他体制内的学者一样,曹思源只能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研究,很少在媒体露面。“其实他们不是没话可说,而是他们的话大多一针见血。” 这是曹思源在讲述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如何成立之前的开场白。 下海——“我们希望成为中国的兰德” 下海之前,曹思源先后在中南海干了6年: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体改委。到现在六十多岁的他还在为自己当年的顽皮事迹感到兴奋:“在国务院时,领导让我起草文件,我就偷偷地塞进我的私货。譬如说,论证破产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下海之时,曹思源有两个选择:四通和首钢。首钢已经发出商调函,希望曹思源去组建首钢改革与发展研究所。首钢是部级单位,铁饭碗,而且首钢当年在股份制改革方面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或许是曹思源对国有单位已经失望了,或许是曹思源有着更大的理想,他选择了四通给他的泥饭碗——历史证明,这个饭碗实际上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四通是当年最有影响力的民营IT企业,相当于现在的联想。四通希望他进入公司,为四通做公共关系维护。而曹思源的目标是办一个研究所,还要研究社会问题。最后协议是,曹思源成立一个研究所,四通每年支付18万经费,挂上“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牌子。相当于四通成为曹思源的投资人。 与此同时,曹思源已经准备了两个牌子:“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和“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前一个牌子是用来咨询挣钱,后一个牌子是用来研究实现理想。那时是1988年
曹思源希望有一天,他的研究能像兰德那样在市场上被政府承认。

 

第一单——“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但钱是要付的。”


“下海就不要寄希望于谁给你公平,谁给你条件,都要自己创造。”
曹思源下海后的第一个项目来自深圳市政府。在他还没有下海之前,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市就找过曹思源,大意是希望宣告5个企业破产,想让曹思源做方案,策划一下。
到了四通以后,曹思源试探着打电话过去,说明已经下海,是否还需要咨询——现在是商业机构,要收费。10月,曹思源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智库的人。两年后,四通易帅,接班人不想花这个钱了,曹思源就把四通的牌子摘下来,在抽屉里翻出这两个牌子挂上,真正走上“民营”的道路。 1988年12月3日,在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后不久,曹思源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到美国访问。曹思源利用机会去了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他发现在美国,主流的智库都是非官方的。 “给我印象深的是他们的独立性,他们提出的观点可以跟美国政府相反。美国政府经常委托兰德做研究,但没有一个条件是——你的观点要跟我的一样。”这次访问让曹思源树立了“成为中国的兰德”的梦想。 曹思源希望有一天,他的研究能像兰德那样在市场上被政府承认。 第一单——“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但钱是要付的。” “下海就不要寄希望于谁给你公平,谁给你条件,都要自己创造。” 曹思源下海后的第一个项目来自深圳市政府。在他还没有下海之前,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市就找过曹思源,大意是希望宣告5个企业破产,想让曹思源做方案,策划一下。 到了四通以后,曹思源试探着打电话过去,说明已经下海,是否还需要咨询——现在是商业机构,要收费。 深圳那边也很爽快:没问题! 曹思源很高兴,马上带了一个助手到深圳,连夜看资料,召开座谈会。曹思源跟当时的市长提起咨询费的事。市长说,没问题,这是应该给钱的。双方签下了一个5万元的咨询协议。一个星期后,曹思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深圳不要宣告5家同时破产,5家的影响太大。应该先宣告一家,再慢慢推开。并把整个法律程序的执行步骤详细列在后面。 事办完了,曹思源也快要走了,再问起咨询费的事,那边却说:“哎呀!会计不在,出差了。”曹思源一看收钱无望,只好赌气说:“我来的时候没有带回去的路费,你不给钱我不走。”深圳市体改委不得不给曹思源一行买了两张飞机票回北京。 “咨询好做钱难收。” 到了1991年,曹思源再到深圳去,拿着协议专门去讨债。深圳那边继续推托。好不容易最后追到债了,“但不是头给的,是办公室主任给的,相当于他个人对我的同情或者支持”。曹思源收下5000块钱离开了深圳。 为国家谋——“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 “智库有两种,一种是为国家研究,一种是为企业研究,我90%的时间都花在了国家政策研究上。” 之后两年间,曹思源在四通再也没有做咨询项目,而是全心投入到议会民主改革的研究里来。发表了很多研究报告,用曹思源的话“都是赔本的事”——“不花国家一分钱,为国家研究宏观问题,而且有时还
深圳那边也很爽快:没问题!
曹思源很高兴,马上带了一个助手到深圳,连夜看资料,召开座谈会。曹思源跟当时的市长提起咨询费的事。市长说,没问题,这是应该给钱的。双方签下了一个5万元的咨询协议。一个星期后,曹思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深圳不要宣告5家同时破产,5家的影响太大。应该先宣告一家,再慢慢推开。并把整个法律程序的执行步骤详细列在后面。
事办完了,曹思源也快要走了,再问起咨询费的事,那边却说:“哎呀!会计不在,出差了。”曹思源一看收钱无望,只好赌气说:“我来的时候没有带回去的路费,你不给钱我不走。”深圳市体改委不得不给曹思源一行买了两张飞机票回北京。受到打击”。 即使在四通研究所关门以后,曹思源仍然没有放弃宏观问题的研究。宏观问题是国家的事情,谁会为国家问题的研究支付费用? “如果你研究一台电扇,倒还能卖出点钱。我们研究修改宪法,谁会出钱支持你?尤其是宏观问题方面的研究,当局不一定喜欢。” 曹思源不得不以企业破产咨询来维持生计。“有些企业破产了,不知道怎么办,找我了。”曹思源说,“我的目标很明确,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我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精力不够,如果宏观研究忙不过来,我只好放弃一些微观咨询项目。我赚钱靠破产咨询,但这只是一种过渡的方式。”这种过渡方式一直持续到2009年本次采访的那一天。 曹思源说:“虽然我们所实力不雄厚,惨淡经营,但我们的员工工资从来不拖欠。”现在的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编8人,二十多年来做了一百多个项目。其中包括修改宪法、法院改革、银行改革、国籍制度改革、医疗改革、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破产制度等。 下海21年后,这位中国民营智库的先驱已经在北京北二环边上买下一套商住房,不远处就是首钢国际大厦,多年前他放弃的一个选择。几个牌子也一块跟着曹思源来到这个新地点,结束了21年来流离的生活。他的助理说,这边是办公区,那里是住处,曹老工作累了就直接到隔壁休息去。 “20年来,我觉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公民。”
“咨询好做钱难收。”
到了1991年,曹思源再到深圳去,拿着协议专门去讨债。深圳那边继续推托。好不容易最后追到债了,“但不是头给的,是办公室主任给的,相当于他个人对我的同情或者支持”。曹思源收下5000块钱离开了深圳。

 

10月,曹思源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智库的人。两年后,四通易帅,接班人不想花这个钱了,曹思源就把四通的牌子摘下来,在抽屉里翻出这两个牌子挂上,真正走上“民营”的道路。 1988年12月3日,在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后不久,曹思源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到美国访问。曹思源利用机会去了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他发现在美国,主流的智库都是非官方的。 “给我印象深的是他们的独立性,他们提出的观点可以跟美国政府相反。美国政府经常委托兰德做研究,但没有一个条件是——你的观点要跟我的一样。”这次访问让曹思源树立了“成为中国的兰德”的梦想。 曹思源希望有一天,他的研究能像兰德那样在市场上被政府承认。 第一单——“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但钱是要付的。” “下海就不要寄希望于谁给你公平,谁给你条件,都要自己创造。” 曹思源下海后的第一个项目来自深圳市政府。在他还没有下海之前,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市就找过曹思源,大意是希望宣告5个企业破产,想让曹思源做方案,策划一下。 到了四通以后,曹思源试探着打电话过去,说明已经下海,是否还需要咨询——现在是商业机构,要收费。 深圳那边也很爽快:没问题! 曹思源很高兴,马上带了一个助手到深圳,连夜看资料,召开座谈会。曹思源跟当时的市长提起咨询费的事。市长说,没问题,这是应该给钱的。双方签下了一个5万元的咨询协议。一个星期后,曹思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深圳不要宣告5家同时破产,5家的影响太大。应该先宣告一家,再慢慢推开。并把整个法律程序的执行步骤详细列在后面。 事办完了,曹思源也快要走了,再问起咨询费的事,那边却说:“哎呀!会计不在,出差了。”曹思源一看收钱无望,只好赌气说:“我来的时候没有带回去的路费,你不给钱我不走。”深圳市体改委不得不给曹思源一行买了两张飞机票回北京。 “咨询好做钱难收。” 到了1991年,曹思源再到深圳去,拿着协议专门去讨债。深圳那边继续推托。好不容易最后追到债了,“但不是头给的,是办公室主任给的,相当于他个人对我的同情或者支持”。曹思源收下5000块钱离开了深圳。 为国家谋——“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 “智库有两种,一种是为国家研究,一种是为企业研究,我90%的时间都花在了国家政策研究上。” 之后两年间,曹思源在四通再也没有做咨询项目,而是全心投入到议会民主改革的研究里来。发表了很多研究报告,用曹思源的话“都是赔本的事”——“不花国家一分钱,为国家研究宏观问题,而且有时还

为国家谋——“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

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创办人 曹思源:很多话他们不能说,我能说 “我认为我下海做研究,并不亚于在国务院办公厅做研究,因为我有独立性。” 文邝新华 对于中国第一家民间智库的创办者曹思源来说,1987年的一件往事,记忆犹新。  那是在一个名叫《时局与选择》的座谈会上。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已经对准了场中的演讲台。在众多的发言者中有一位叫曹思源,他放了一炮,在会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人大入手,建议实行人大旁听制,电视台同步直播人大会议,让老百姓旁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必坐飞机,不必坐火车,不必跋山涉水,打开电视就可以旁听人大会议啦。”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之后,《焦点访谈》开始播放座谈会上的场景。制片人从当时的演讲者中选出十个,曹思源的演讲放在了第一位。旋即雪片般的信件寄到中央台,曹思源也很兴奋,匆忙赶到电视台把信件都复印了带回家。“老百姓很赞成,评价很高。” 但后来曹思源接到命令:以后不经领导批准,不得擅自到电视台发表长篇演说。像其他体制内的学者一样,曹思源只能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研究,很少在媒体露面。“其实他们不是没话可说,而是他们的话大多一针见血。” 这是曹思源在讲述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如何成立之前的开场白。 下海——“我们希望成为中国的兰德” 下海之前,曹思源先后在中南海干了6年: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体改委。到现在六十多岁的他还在为自己当年的顽皮事迹感到兴奋:“在国务院时,领导让我起草文件,我就偷偷地塞进我的私货。譬如说,论证破产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下海之时,曹思源有两个选择:四通和首钢。首钢已经发出商调函,希望曹思源去组建首钢改革与发展研究所。首钢是部级单位,铁饭碗,而且首钢当年在股份制改革方面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或许是曹思源对国有单位已经失望了,或许是曹思源有着更大的理想,他选择了四通给他的泥饭碗——历史证明,这个饭碗实际上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四通是当年最有影响力的民营IT企业,相当于现在的联想。四通希望他进入公司,为四通做公共关系维护。而曹思源的目标是办一个研究所,还要研究社会问题。最后协议是,曹思源成立一个研究所,四通每年支付18万经费,挂上“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牌子。相当于四通成为曹思源的投资人。 与此同时,曹思源已经准备了两个牌子:“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和“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前一个牌子是用来咨询挣钱,后一个牌子是用来研究实现理想。那时是1988年
“智库有两种,一种是为国家研究,一种是为企业研究,我90%的时间都花在了国家政策研究上。”
之后两年间,曹思源在四通再也没有做咨询项目,而是全心投入到议会民主改革的研究里来。发表了很多研究报告,用曹思源的话“都是赔本的事”——“不花国家一分钱,为国家研究宏观问题,而且有时还受到打击”。
即使在四通研究所关门以后,曹思源仍然没有放弃宏观问题的研究。宏观问题是国家的事情,谁会为国家问题的研究支付费用?10月,曹思源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智库的人。两年后,四通易帅,接班人不想花这个钱了,曹思源就把四通的牌子摘下来,在抽屉里翻出这两个牌子挂上,真正走上“民营”的道路。 1988年12月3日,在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后不久,曹思源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到美国访问。曹思源利用机会去了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他发现在美国,主流的智库都是非官方的。 “给我印象深的是他们的独立性,他们提出的观点可以跟美国政府相反。美国政府经常委托兰德做研究,但没有一个条件是——你的观点要跟我的一样。”这次访问让曹思源树立了“成为中国的兰德”的梦想。 曹思源希望有一天,他的研究能像兰德那样在市场上被政府承认。 第一单——“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但钱是要付的。” “下海就不要寄希望于谁给你公平,谁给你条件,都要自己创造。” 曹思源下海后的第一个项目来自深圳市政府。在他还没有下海之前,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市就找过曹思源,大意是希望宣告5个企业破产,想让曹思源做方案,策划一下。 到了四通以后,曹思源试探着打电话过去,说明已经下海,是否还需要咨询——现在是商业机构,要收费。 深圳那边也很爽快:没问题! 曹思源很高兴,马上带了一个助手到深圳,连夜看资料,召开座谈会。曹思源跟当时的市长提起咨询费的事。市长说,没问题,这是应该给钱的。双方签下了一个5万元的咨询协议。一个星期后,曹思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深圳不要宣告5家同时破产,5家的影响太大。应该先宣告一家,再慢慢推开。并把整个法律程序的执行步骤详细列在后面。 事办完了,曹思源也快要走了,再问起咨询费的事,那边却说:“哎呀!会计不在,出差了。”曹思源一看收钱无望,只好赌气说:“我来的时候没有带回去的路费,你不给钱我不走。”深圳市体改委不得不给曹思源一行买了两张飞机票回北京。 “咨询好做钱难收。” 到了1991年,曹思源再到深圳去,拿着协议专门去讨债。深圳那边继续推托。好不容易最后追到债了,“但不是头给的,是办公室主任给的,相当于他个人对我的同情或者支持”。曹思源收下5000块钱离开了深圳。 为国家谋——“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 “智库有两种,一种是为国家研究,一种是为企业研究,我90%的时间都花在了国家政策研究上。” 之后两年间,曹思源在四通再也没有做咨询项目,而是全心投入到议会民主改革的研究里来。发表了很多研究报告,用曹思源的话“都是赔本的事”——“不花国家一分钱,为国家研究宏观问题,而且有时还
“如果你研究一台电扇,倒还能卖出点钱。我们研究修改宪法,谁会出钱支持你?尤其是宏观问题方面的研究,当局不一定喜欢。”
曹思源不得不以企业破产咨询来维持生计。“有些企业破产了,不知道怎么办,找我了。”曹思源说,“我的目标很明确,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我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精力不够,如果宏观研究忙不过来,我只好放弃一些微观咨询项目。我赚钱靠破产咨询,但这只是一种过渡的方式。”这种过渡方式一直持续到2009年本次采访的那一天。
曹思源说:“虽然我们所实力不雄厚,惨淡经营,但我们的员工工资从来不拖欠。”现在的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编8人,二十多年来做了一百多个项目。其中包括修改宪法、法院改革、银行改革、国籍制度改革、医疗改革、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破产制度等。受到打击”。 即使在四通研究所关门以后,曹思源仍然没有放弃宏观问题的研究。宏观问题是国家的事情,谁会为国家问题的研究支付费用? “如果你研究一台电扇,倒还能卖出点钱。我们研究修改宪法,谁会出钱支持你?尤其是宏观问题方面的研究,当局不一定喜欢。” 曹思源不得不以企业破产咨询来维持生计。“有些企业破产了,不知道怎么办,找我了。”曹思源说,“我的目标很明确,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我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精力不够,如果宏观研究忙不过来,我只好放弃一些微观咨询项目。我赚钱靠破产咨询,但这只是一种过渡的方式。”这种过渡方式一直持续到2009年本次采访的那一天。 曹思源说:“虽然我们所实力不雄厚,惨淡经营,但我们的员工工资从来不拖欠。”现在的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编8人,二十多年来做了一百多个项目。其中包括修改宪法、法院改革、银行改革、国籍制度改革、医疗改革、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破产制度等。 下海21年后,这位中国民营智库的先驱已经在北京北二环边上买下一套商住房,不远处就是首钢国际大厦,多年前他放弃的一个选择。几个牌子也一块跟着曹思源来到这个新地点,结束了21年来流离的生活。他的助理说,这边是办公区,那里是住处,曹老工作累了就直接到隔壁休息去。 “20年来,我觉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公民。”
下海21年后,这位中国民营智库的先驱已经在北京北二环边上买下一套商住房,不远处就是首钢国际大厦,多年前他放弃的一个选择。几个牌子也一块跟着曹思源来到这个新地点,结束了21年来流离的生活。他的助理说,这边是办公区,那里是住处,曹老工作累了就直接到隔壁休息去。
“20年来,我觉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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