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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创办于1996年8月18日,十二年猛进,已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最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 《新周刊》由广东出版集团、三九企业集团联合主办。 《新周刊》每期128页全彩印刷,每月1日、15日出版,零售价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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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播宁远 被贴标签我觉得不是好事  

2009-04-30 17:49:41|  分类: 《新周刊》每期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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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在抗震救灾阶段,人们都去关注故事了,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就喜欢看多少精彩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大多数的人是平淡的、没有故事的,难道他们就不需要帮助吗?这个东西触动了我。我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年,我被邀请担任了“扬帆计划”的形象代言人。这个计划每年在贫困地区,尤其在灾区选一定数量品学兼优贫困学生,把他们送到南京、北京这些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去进行一段时间的暑期实践,或许到高校去,或许组织夏令营,有很专业的老师陪伴,让他们提前看到外面的世界,回来以后更明白自己要追求什么东西。  一个学生的费用需要一万多元。刚好,团中央又邀请去参加一个活动,叫做“十大梦想青年”评选,他们在全国找了“十大梦想青年”,帮助他们实现青春梦想。当问到我的青春梦想是什么,我就提出把我的金鹰奖奖杯拿出来拍卖,拍卖的钱全部用来做扬帆计划。后来,我的奖杯拍了150万。这件事让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节目之外。  我觉得做典型好苦  我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没有因为说地震,或者因为我参与了直播,我的生活就发生很多改变,或者我对世界的看法就发生了很多改变。  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因为地震之后出现的。比如说,奥运会火炬手把我临时加进去了。当时临时增加了29个火炬手,本来火炬手是之前就定好的,在成都传递的时候临时增加了29个在抗震救灾表现突出的人,做了火炬手。  我当火炬手的时候,遇到另一个新增的火炬手,是一个小孩子,是抗震救灾的英雄。当时我们就在那里排队,他走到我面前来,叫我姐姐。我问他干嘛?他指着自己,问我,你认识我吗?我仔细看一下,问你是演哪部电视剧的吗?他长得挺可爱的,我以为是一个演员。但他说,我你都不认识?我说真的不认识。他深深地为我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他是觉得我好孤陋寡闻。由于太多地方报道他,小孩子渐渐觉得自己好了不起。  有媒体因为当火炬手的事情采访我,会把我编得特别高大,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是善意的,但我想我没有那么高大,也不愿意让他编得那么高大。我很讨厌被贴上地震这个标签。  在你之前,就有很多的人问过我关于地震直播流泪的问题。我已经被贴上这些标签。被贴标签我觉得不是好事,尤其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主持人不是演员,不是歌手,唱首歌红了可以无数场演唱会还唱这首歌。主持人总要做新的工作,面对新的节目和采访对象。  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  这个东西是很苦恼的。一方面,我在地震直播当中的表现为我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说是坏事,一定是好事,但是要摆脱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印象,想自己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很难。  最简单的例子,是我剪了短发,马上招来所有人的反对。大家强烈要求我恢复长头发,觉得你干嘛要变,现在这样谁认识你、谁想得起你是那个最美女主播?我觉得这个很荒谬。  我希望自己帮到更多的人。但要做这些社会上的事情确实很矛盾,大家来找到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看到我这个标签,我要做这个事情也得用这个标签。  但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又不希望被定成那样的东西。我自己是记者,采访过太多类似于典型人物,当我真正走进他们的时候,任何一个典型在远处看到,和近处接触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我采访过一个典型,用三年五年时间一直在帮助偏远山寨麻风病的村落。其实他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想翻山越岭拍很美丽的风景,他觉得这里的人特别纯朴善良,不知道是哪个时代,以为毛主席还在,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出于自己善心帮助那个村。  后来他被树成典型,被关在宾馆

宁远 被贴标签我觉得不是好事

见。  在抗震救灾阶段,人们都去关注故事了,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就喜欢看多少精彩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大多数的人是平淡的、没有故事的,难道他们就不需要帮助吗?这个东西触动了我。我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年,我被邀请担任了“扬帆计划”的形象代言人。这个计划每年在贫困地区,尤其在灾区选一定数量品学兼优贫困学生,把他们送到南京、北京这些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去进行一段时间的暑期实践,或许到高校去,或许组织夏令营,有很专业的老师陪伴,让他们提前看到外面的世界,回来以后更明白自己要追求什么东西。  一个学生的费用需要一万多元。刚好,团中央又邀请去参加一个活动,叫做“十大梦想青年”评选,他们在全国找了“十大梦想青年”,帮助他们实现青春梦想。当问到我的青春梦想是什么,我就提出把我的金鹰奖奖杯拿出来拍卖,拍卖的钱全部用来做扬帆计划。后来,我的奖杯拍了150万。这件事让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节目之外。  我觉得做典型好苦  我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没有因为说地震,或者因为我参与了直播,我的生活就发生很多改变,或者我对世界的看法就发生了很多改变。  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因为地震之后出现的。比如说,奥运会火炬手把我临时加进去了。当时临时增加了29个火炬手,本来火炬手是之前就定好的,在成都传递的时候临时增加了29个在抗震救灾表现突出的人,做了火炬手。  我当火炬手的时候,遇到另一个新增的火炬手,是一个小孩子,是抗震救灾的英雄。当时我们就在那里排队,他走到我面前来,叫我姐姐。我问他干嘛?他指着自己,问我,你认识我吗?我仔细看一下,问你是演哪部电视剧的吗?他长得挺可爱的,我以为是一个演员。但他说,我你都不认识?我说真的不认识。他深深地为我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他是觉得我好孤陋寡闻。由于太多地方报道他,小孩子渐渐觉得自己好了不起。  有媒体因为当火炬手的事情采访我,会把我编得特别高大,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是善意的,但我想我没有那么高大,也不愿意让他编得那么高大。我很讨厌被贴上地震这个标签。  在你之前,就有很多的人问过我关于地震直播流泪的问题。我已经被贴上这些标签。被贴标签我觉得不是好事,尤其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主持人不是演员,不是歌手,唱首歌红了可以无数场演唱会还唱这首歌。主持人总要做新的工作,面对新的节目和采访对象。  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  这个东西是很苦恼的。一方面,我在地震直播当中的表现为我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说是坏事,一定是好事,但是要摆脱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印象,想自己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很难。  最简单的例子,是我剪了短发,马上招来所有人的反对。大家强烈要求我恢复长头发,觉得你干嘛要变,现在这样谁认识你、谁想得起你是那个最美女主播?我觉得这个很荒谬。  我希望自己帮到更多的人。但要做这些社会上的事情确实很矛盾,大家来找到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看到我这个标签,我要做这个事情也得用这个标签。  但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又不希望被定成那样的东西。我自己是记者,采访过太多类似于典型人物,当我真正走进他们的时候,任何一个典型在远处看到,和近处接触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我采访过一个典型,用三年五年时间一直在帮助偏远山寨麻风病的村落。其实他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想翻山越岭拍很美丽的风景,他觉得这里的人特别纯朴善良,不知道是哪个时代,以为毛主席还在,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出于自己善心帮助那个村。  后来他被树成典型,被关在宾馆
我觉得做典型好苦。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
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

里面写材料,请一堆博士生帮他去写,说去到哪个村上遇到了狼,零下多少度摔在一个小溪里面,又被马匹从身上踩过,他就在挣扎——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我觉得做典型好苦。包括地震之后,有很多人坐在一起开报告会,英雄事迹报告会,抗震救灾模范人物报告会,他们叫我去参加,我一直拒绝,从来没有去参加过。  我们台有记者被叫去参加,不断走进工厂、学校把大家集合在礼堂里面,掌声欢迎我们的英雄们,一个一个出来讲我怎么样。  这是很无奈的东西。我参加很多活动,人家介绍我的时候,一定都会介绍“最美女主播”,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最美的主播,听到别人介绍我,我想我长得又不好看,还最美丽主播,就会觉得挺尴尬的。  地震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段时间一下子我真是一个媒体人,真是一个新闻战线上的人,一下子觉得找到属于这个职业的荣耀感,我做这件事就应该这样做,在那种状态下,拿过来就播,就什么东西马上就出去了,很透明的,时效完全是从新闻本位出发。但地震是非常态的,现在一切又回到了正常时期。  以前每一年,到自己生日的时候,或者是过年时候,会觉得一年又过去了。但是,现在我会不自觉地把5月12日这一天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准备做“5·12”一周年的纪念节目,所以也会经常提醒自己,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有很多记者老这么写,说地震让我更加珍惜生活,更加热爱生活,这并不是我说的。  我觉得我以前就很热爱生活,没有说地震以前我就不珍惜生活。我觉得你如果在四川采访的话,应该会感觉到这一点,地震,似乎没有改变太多的东西。  四川人的乐观,对生活、对苦难的消解,其实一直是这样的。有人说地震以后,好像人们心中的大爱被唤起了,人们的关系更和谐了,但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些事情不会因为一次地震,大家就人性本善的东西就出来了,其实对这个我是比较悲观的。  所以,你要说这一年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因为地震发生了太大的改变。


口述/宁远 采访整理/黄俊杰

 

宁远 四川卫视女主持人、成都理工大学教师。“5·12”地震时处身地震灾区最前沿的宁远,连续三天三夜通宵坚守岗位和流泪播报,被网民称为“最美女主播”。
主持人或老师宁远的角色,正在从一个职业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她因地震而获得荣誉,也有了更大能量,调动电视以外的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同时,长头发的宁远亦成为一个注册标记,连她剪短头发都会遭到身边人的反对。
宁远正在路上——采访她的时候,是在前往成都机场的车上。她正要前往北京的演播厅,录制的仍是与地震一周年有关的节目。
  
   我是在地震前三天调到主播这个位置的。
  那天我4点多就坐在主播台上,演播室里面有很多聚光灯烤过来,台里一直在走字幕,到6点多了才开始播出图像。
  余震在摇,我觉得机器一直在晃,灯在晃,提词器上的字在左右摇晃。宁远被贴标签我觉得不是好事我觉得做典型好苦。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口述宁远 采访整理黄俊杰宁远四川卫视女主持人、成都理工大学教师。“5·12”地震时处身地震灾区最前沿的宁远,连续三天三夜通宵坚守岗位和流泪播报,被网民称为“最美女主播”。主持人或老师宁远的角色,正在从一个职业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她因地震而获得荣誉,也有了更大能量,调动电视以外的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同时,长头发的宁远亦成为一个注册标记,连她剪短头发都会遭到身边人的反对。宁远正在路上——采访她的时候,是在前往成都机场的车上。她正要前往北京的演播厅,录制的仍是与地震一周年有关的节目。  我是在地震前三天调到主播这个位置的。  那天我4点多就坐在主播台上,演播室里面有很多聚光灯烤过来,台里一直在走字幕,到6点多了才开始播出图像。  余震在摇,我觉得机器一直在晃,灯在晃,提词器上的字在左右摇晃。  连着几天,每天通宵我都坐在那里。那个时候,遇难者的数字一直在上涨,每一个小时不断地往上涨。你会一直觉得生命很卑微。我们老在说人定胜天,实际上,人怎么可能胜天呢?那个时候人的生命太卑微了,就像蚂蚁一样,说死就死了,那么多人全部就变成了数字。  这个数字背后是那么多的生命。以前播死亡人数的时候,时间来得及,我们是打成字幕配音的,就是做成一个片子播出的,但是那天,新闻发布会刚开完就给了我一个通告,说是最新的消息,让我在直播间把它读出来。我觉得换成任何人来读,都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这些数字,我如果是在配音间配的话,可以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开始,但是那个单子,是我还在做其他事的时候、在正常播的时候,旁边直播间的门悄悄打开了,编辑进来,递了一张纸条说,马上念这个。  我拿着就要念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再控制自己,就自然地哽咽了,但那不是哭。很多报纸上说我哭了,有泪斑,还有媒体说四川卫视女主持宁远在演播室泪奔,我觉得还不至于那样。我还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节目之外  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在博客上面写过一段话:地震结束了,但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亲人失去健全身体的人们,他们漫长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当一切归于平淡,我们的爱还在吗?  我们一开始流了那么多的泪,其实我们是被故事感动着。后来我再去到灾区的时候,我发现大多数受灾群众是没有什么故事的——他们是受了灾,但他们的灾不是最严重的;他们很顽强,但他们也不是最顽强的那个。  我记得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到安县的一个安置区做一档直播,直播间隙就走到一个板房里面。  板房里面像桑拿一样,我进去以后就跟里面的那户人家聊,聊了以后发现他们特别乐观。  儿子说我们家这次太幸运了,我在废墟下才埋了10个小时,就被挖出来了,我背着我爸爸,翻山到有救援的地方,才走了七八个小时,就遇到解放军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他不是悲伤的,他是觉得自己好幸运。其实这家人他们已经很惨了,房子没有了,家没有了,生活世世代代村庄已经被怀了,孩子受伤了,但是会拿其他更惨的人来做比较,觉得自己好幸运,他身边就有人埋了几十个小时,没有救出来。  我当时觉得挺残酷的。他们现在条件也不算很好,也没有什么故事,一家人还是需要帮助的,作为新闻来讲缺少挖掘它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展现。他们不像小英雄林浩,是被挖掘出来的故事——在映秀的时候,我住在一家受灾群众家板房里面,来了一大堆小孩跟我玩,他们父母也一起来了,争先恐后告诉我这个小孩当时也救了人,那个小孩也救了,林浩是其中一个,只是他正好被电视台看
  连着几天,每天通宵我都坐在那里。那个时候,遇难者的数字一直在上涨,每一个小时不断地往上涨。你会一直觉得生命很卑微。我们老在说人定胜天,实际上,人怎么可能胜天呢?那个时候人的生命太卑微了,就像蚂蚁一样,说死就死了,那么多人全部就变成了数字。
  这个数字背后是那么多的生命。以前播死亡人数的时候,时间来得及,我们是打成字幕配音的,就是做成一个片子播出的,但是那天,新闻发布会刚开完就给了我一个通告,说是最新的消息,让我在直播间把它读出来。我觉得换成任何人来读,都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这些数字,我如果是在配音间配的话,可以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开始,但是那个单子,是我还在做其他事的时候、在正常播的时候,旁边直播间的门悄悄打开了,编辑进来,递了一张纸条说,马上念这个。
  我拿着就要念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再控制自己,就自然地哽咽了,但那不是哭。很多报纸上说我哭了,有泪斑,还有媒体说四川卫视女主持宁远在演播室泪奔,我觉得还不至于那样。

我还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节目之外里面写材料,请一堆博士生帮他去写,说去到哪个村上遇到了狼,零下多少度摔在一个小溪里面,又被马匹从身上踩过,他就在挣扎——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我觉得做典型好苦。包括地震之后,有很多人坐在一起开报告会,英雄事迹报告会,抗震救灾模范人物报告会,他们叫我去参加,我一直拒绝,从来没有去参加过。  我们台有记者被叫去参加,不断走进工厂、学校把大家集合在礼堂里面,掌声欢迎我们的英雄们,一个一个出来讲我怎么样。  这是很无奈的东西。我参加很多活动,人家介绍我的时候,一定都会介绍“最美女主播”,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最美的主播,听到别人介绍我,我想我长得又不好看,还最美丽主播,就会觉得挺尴尬的。  地震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段时间一下子我真是一个媒体人,真是一个新闻战线上的人,一下子觉得找到属于这个职业的荣耀感,我做这件事就应该这样做,在那种状态下,拿过来就播,就什么东西马上就出去了,很透明的,时效完全是从新闻本位出发。但地震是非常态的,现在一切又回到了正常时期。  以前每一年,到自己生日的时候,或者是过年时候,会觉得一年又过去了。但是,现在我会不自觉地把5月12日这一天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准备做“5·12”一周年的纪念节目,所以也会经常提醒自己,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有很多记者老这么写,说地震让我更加珍惜生活,更加热爱生活,这并不是我说的。  我觉得我以前就很热爱生活,没有说地震以前我就不珍惜生活。我觉得你如果在四川采访的话,应该会感觉到这一点,地震,似乎没有改变太多的东西。  四川人的乐观,对生活、对苦难的消解,其实一直是这样的。有人说地震以后,好像人们心中的大爱被唤起了,人们的关系更和谐了,但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些事情不会因为一次地震,大家就人性本善的东西就出来了,其实对这个我是比较悲观的。  所以,你要说这一年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因为地震发生了太大的改变。
  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在博客上面写过一段话:地震结束了,但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亲人失去健全身体的人们,他们漫长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当一切归于平淡,我们的爱还在吗?
  我们一开始流了那么多的泪,其实我们是被故事感动着。后来我再去到灾区的时候,我发现大多数受灾群众是没有什么故事的——他们是受了灾,但他们的灾不是最严重的;他们很顽强,但他们也不是最顽强的那个。
  我记得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到安县的一个安置区做一档直播,直播间隙就走到一个板房里面。里面写材料,请一堆博士生帮他去写,说去到哪个村上遇到了狼,零下多少度摔在一个小溪里面,又被马匹从身上踩过,他就在挣扎——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我觉得做典型好苦。包括地震之后,有很多人坐在一起开报告会,英雄事迹报告会,抗震救灾模范人物报告会,他们叫我去参加,我一直拒绝,从来没有去参加过。  我们台有记者被叫去参加,不断走进工厂、学校把大家集合在礼堂里面,掌声欢迎我们的英雄们,一个一个出来讲我怎么样。  这是很无奈的东西。我参加很多活动,人家介绍我的时候,一定都会介绍“最美女主播”,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最美的主播,听到别人介绍我,我想我长得又不好看,还最美丽主播,就会觉得挺尴尬的。  地震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段时间一下子我真是一个媒体人,真是一个新闻战线上的人,一下子觉得找到属于这个职业的荣耀感,我做这件事就应该这样做,在那种状态下,拿过来就播,就什么东西马上就出去了,很透明的,时效完全是从新闻本位出发。但地震是非常态的,现在一切又回到了正常时期。  以前每一年,到自己生日的时候,或者是过年时候,会觉得一年又过去了。但是,现在我会不自觉地把5月12日这一天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准备做“5·12”一周年的纪念节目,所以也会经常提醒自己,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有很多记者老这么写,说地震让我更加珍惜生活,更加热爱生活,这并不是我说的。  我觉得我以前就很热爱生活,没有说地震以前我就不珍惜生活。我觉得你如果在四川采访的话,应该会感觉到这一点,地震,似乎没有改变太多的东西。  四川人的乐观,对生活、对苦难的消解,其实一直是这样的。有人说地震以后,好像人们心中的大爱被唤起了,人们的关系更和谐了,但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些事情不会因为一次地震,大家就人性本善的东西就出来了,其实对这个我是比较悲观的。  所以,你要说这一年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因为地震发生了太大的改变。
  板房里面像桑拿一样,我进去以后就跟里面的那户人家聊,聊了以后发现他们特别乐观。
  儿子说我们家这次太幸运了,我在废墟下才埋了10个小时,就被挖出来了,我背着我爸爸,翻山到有救援的地方,才走了七八个小时,就遇到解放军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他不是悲伤的,他是觉得自己好幸运。其实这家人他们已经很惨了,房子没有了,家没有了,生活世世代代村庄已经被怀了,孩子受伤了,但是会拿其他更惨的人来做比较,觉得自己好幸运,他身边就有人埋了几十个小时,没有救出来。见。  在抗震救灾阶段,人们都去关注故事了,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就喜欢看多少精彩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大多数的人是平淡的、没有故事的,难道他们就不需要帮助吗?这个东西触动了我。我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年,我被邀请担任了“扬帆计划”的形象代言人。这个计划每年在贫困地区,尤其在灾区选一定数量品学兼优贫困学生,把他们送到南京、北京这些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去进行一段时间的暑期实践,或许到高校去,或许组织夏令营,有很专业的老师陪伴,让他们提前看到外面的世界,回来以后更明白自己要追求什么东西。  一个学生的费用需要一万多元。刚好,团中央又邀请去参加一个活动,叫做“十大梦想青年”评选,他们在全国找了“十大梦想青年”,帮助他们实现青春梦想。当问到我的青春梦想是什么,我就提出把我的金鹰奖奖杯拿出来拍卖,拍卖的钱全部用来做扬帆计划。后来,我的奖杯拍了150万。这件事让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节目之外。  我觉得做典型好苦  我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没有因为说地震,或者因为我参与了直播,我的生活就发生很多改变,或者我对世界的看法就发生了很多改变。  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因为地震之后出现的。比如说,奥运会火炬手把我临时加进去了。当时临时增加了29个火炬手,本来火炬手是之前就定好的,在成都传递的时候临时增加了29个在抗震救灾表现突出的人,做了火炬手。  我当火炬手的时候,遇到另一个新增的火炬手,是一个小孩子,是抗震救灾的英雄。当时我们就在那里排队,他走到我面前来,叫我姐姐。我问他干嘛?他指着自己,问我,你认识我吗?我仔细看一下,问你是演哪部电视剧的吗?他长得挺可爱的,我以为是一个演员。但他说,我你都不认识?我说真的不认识。他深深地为我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他是觉得我好孤陋寡闻。由于太多地方报道他,小孩子渐渐觉得自己好了不起。  有媒体因为当火炬手的事情采访我,会把我编得特别高大,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是善意的,但我想我没有那么高大,也不愿意让他编得那么高大。我很讨厌被贴上地震这个标签。  在你之前,就有很多的人问过我关于地震直播流泪的问题。我已经被贴上这些标签。被贴标签我觉得不是好事,尤其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主持人不是演员,不是歌手,唱首歌红了可以无数场演唱会还唱这首歌。主持人总要做新的工作,面对新的节目和采访对象。  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  这个东西是很苦恼的。一方面,我在地震直播当中的表现为我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说是坏事,一定是好事,但是要摆脱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印象,想自己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很难。  最简单的例子,是我剪了短发,马上招来所有人的反对。大家强烈要求我恢复长头发,觉得你干嘛要变,现在这样谁认识你、谁想得起你是那个最美女主播?我觉得这个很荒谬。  我希望自己帮到更多的人。但要做这些社会上的事情确实很矛盾,大家来找到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看到我这个标签,我要做这个事情也得用这个标签。  但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又不希望被定成那样的东西。我自己是记者,采访过太多类似于典型人物,当我真正走进他们的时候,任何一个典型在远处看到,和近处接触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我采访过一个典型,用三年五年时间一直在帮助偏远山寨麻风病的村落。其实他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想翻山越岭拍很美丽的风景,他觉得这里的人特别纯朴善良,不知道是哪个时代,以为毛主席还在,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出于自己善心帮助那个村。  后来他被树成典型,被关在宾馆
  我当时觉得挺残酷的。他们现在条件也不算很好,也没有什么故事,一家人还是需要帮助的,作为新闻来讲缺少挖掘它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展现。他们不像小英雄林浩,是被挖掘出来的故事——在映秀的时候,我住在一家受灾群众家板房里面,来了一大堆小孩跟我玩,他们父母也一起来了,争先恐后告诉我这个小孩当时也救了人,那个小孩也救了,林浩是其中一个,只是他正好被电视台看见。
  在抗震救灾阶段,人们都去关注故事了,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就喜欢看多少精彩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大多数的人是平淡的、没有故事的,难道他们就不需要帮助吗?这个东西触动了我。我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年,我被邀请担任了“扬帆计划”的形象代言人。这个计划每年在贫困地区,尤其在灾区选一定数量品学兼优贫困学生,把他们送到南京、北京这些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去进行一段时间的暑期实践,或许到高校去,或许组织夏令营,有很专业的老师陪伴,让他们提前看到外面的世界,回来以后更明白自己要追求什么东西。
  一个学生的费用需要一万多元。刚好,团中央又邀请去参加一个活动,叫做“十大梦想青年”评选,他们在全国找了“十大梦想青年”,帮助他们实现青春梦想。当问到我的青春梦想是什么,我就提出把我的金鹰奖奖杯拿出来拍卖,拍卖的钱全部用来做扬帆计划。后来,我的奖杯拍了150万。这件事让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节目之外。
  
我觉得做典型好苦
  我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没有因为说地震,或者因为我参与了直播,我的生活就发生很多改变,或者我对世界的看法就发生了很多改变。
  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因为地震之后出现的。比如说,奥运会火炬手把我临时加进去了。当时临时增加了29个火炬手,本来火炬手是之前就定好的,在成都传递的时候临时增加了29个在抗震救灾表现突出的人,做了火炬手。见。  在抗震救灾阶段,人们都去关注故事了,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就喜欢看多少精彩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大多数的人是平淡的、没有故事的,难道他们就不需要帮助吗?这个东西触动了我。我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年,我被邀请担任了“扬帆计划”的形象代言人。这个计划每年在贫困地区,尤其在灾区选一定数量品学兼优贫困学生,把他们送到南京、北京这些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去进行一段时间的暑期实践,或许到高校去,或许组织夏令营,有很专业的老师陪伴,让他们提前看到外面的世界,回来以后更明白自己要追求什么东西。  一个学生的费用需要一万多元。刚好,团中央又邀请去参加一个活动,叫做“十大梦想青年”评选,他们在全国找了“十大梦想青年”,帮助他们实现青春梦想。当问到我的青春梦想是什么,我就提出把我的金鹰奖奖杯拿出来拍卖,拍卖的钱全部用来做扬帆计划。后来,我的奖杯拍了150万。这件事让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节目之外。  我觉得做典型好苦  我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没有因为说地震,或者因为我参与了直播,我的生活就发生很多改变,或者我对世界的看法就发生了很多改变。  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因为地震之后出现的。比如说,奥运会火炬手把我临时加进去了。当时临时增加了29个火炬手,本来火炬手是之前就定好的,在成都传递的时候临时增加了29个在抗震救灾表现突出的人,做了火炬手。  我当火炬手的时候,遇到另一个新增的火炬手,是一个小孩子,是抗震救灾的英雄。当时我们就在那里排队,他走到我面前来,叫我姐姐。我问他干嘛?他指着自己,问我,你认识我吗?我仔细看一下,问你是演哪部电视剧的吗?他长得挺可爱的,我以为是一个演员。但他说,我你都不认识?我说真的不认识。他深深地为我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他是觉得我好孤陋寡闻。由于太多地方报道他,小孩子渐渐觉得自己好了不起。  有媒体因为当火炬手的事情采访我,会把我编得特别高大,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是善意的,但我想我没有那么高大,也不愿意让他编得那么高大。我很讨厌被贴上地震这个标签。  在你之前,就有很多的人问过我关于地震直播流泪的问题。我已经被贴上这些标签。被贴标签我觉得不是好事,尤其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主持人不是演员,不是歌手,唱首歌红了可以无数场演唱会还唱这首歌。主持人总要做新的工作,面对新的节目和采访对象。  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  这个东西是很苦恼的。一方面,我在地震直播当中的表现为我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说是坏事,一定是好事,但是要摆脱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印象,想自己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很难。  最简单的例子,是我剪了短发,马上招来所有人的反对。大家强烈要求我恢复长头发,觉得你干嘛要变,现在这样谁认识你、谁想得起你是那个最美女主播?我觉得这个很荒谬。  我希望自己帮到更多的人。但要做这些社会上的事情确实很矛盾,大家来找到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看到我这个标签,我要做这个事情也得用这个标签。  但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又不希望被定成那样的东西。我自己是记者,采访过太多类似于典型人物,当我真正走进他们的时候,任何一个典型在远处看到,和近处接触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我采访过一个典型,用三年五年时间一直在帮助偏远山寨麻风病的村落。其实他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想翻山越岭拍很美丽的风景,他觉得这里的人特别纯朴善良,不知道是哪个时代,以为毛主席还在,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出于自己善心帮助那个村。  后来他被树成典型,被关在宾馆
  我当火炬手的时候,遇到另一个新增的火炬手,是一个小孩子,是抗震救灾的英雄。当时我们就在那里排队,他走到我面前来,叫我姐姐。我问他干嘛?他指着自己,问我,你认识我吗?我仔细看一下,问你是演哪部电视剧的吗?他长得挺可爱的,我以为是一个演员。但他说,我你都不认识?我说真的不认识。他深深地为我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他是觉得我好孤陋寡闻。由于太多地方报道他,小孩子渐渐觉得自己好了不起。
  有媒体因为当火炬手的事情采访我,会把我编得特别高大,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是善意的,但我想我没有那么高大,也不愿意让他编得那么高大。我很讨厌被贴上地震这个标签。
  在你之前,就有很多的人问过我关于地震直播流泪的问题。我已经被贴上这些标签。被贴标签我觉得不是好事,尤其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主持人不是演员,不是歌手,唱首歌红了可以无数场演唱会还唱这首歌。主持人总要做新的工作,面对新的节目和采访对象。见。  在抗震救灾阶段,人们都去关注故事了,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就喜欢看多少精彩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大多数的人是平淡的、没有故事的,难道他们就不需要帮助吗?这个东西触动了我。我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年,我被邀请担任了“扬帆计划”的形象代言人。这个计划每年在贫困地区,尤其在灾区选一定数量品学兼优贫困学生,把他们送到南京、北京这些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去进行一段时间的暑期实践,或许到高校去,或许组织夏令营,有很专业的老师陪伴,让他们提前看到外面的世界,回来以后更明白自己要追求什么东西。  一个学生的费用需要一万多元。刚好,团中央又邀请去参加一个活动,叫做“十大梦想青年”评选,他们在全国找了“十大梦想青年”,帮助他们实现青春梦想。当问到我的青春梦想是什么,我就提出把我的金鹰奖奖杯拿出来拍卖,拍卖的钱全部用来做扬帆计划。后来,我的奖杯拍了150万。这件事让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节目之外。  我觉得做典型好苦  我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没有因为说地震,或者因为我参与了直播,我的生活就发生很多改变,或者我对世界的看法就发生了很多改变。  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因为地震之后出现的。比如说,奥运会火炬手把我临时加进去了。当时临时增加了29个火炬手,本来火炬手是之前就定好的,在成都传递的时候临时增加了29个在抗震救灾表现突出的人,做了火炬手。  我当火炬手的时候,遇到另一个新增的火炬手,是一个小孩子,是抗震救灾的英雄。当时我们就在那里排队,他走到我面前来,叫我姐姐。我问他干嘛?他指着自己,问我,你认识我吗?我仔细看一下,问你是演哪部电视剧的吗?他长得挺可爱的,我以为是一个演员。但他说,我你都不认识?我说真的不认识。他深深地为我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他是觉得我好孤陋寡闻。由于太多地方报道他,小孩子渐渐觉得自己好了不起。  有媒体因为当火炬手的事情采访我,会把我编得特别高大,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是善意的,但我想我没有那么高大,也不愿意让他编得那么高大。我很讨厌被贴上地震这个标签。  在你之前,就有很多的人问过我关于地震直播流泪的问题。我已经被贴上这些标签。被贴标签我觉得不是好事,尤其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主持人不是演员,不是歌手,唱首歌红了可以无数场演唱会还唱这首歌。主持人总要做新的工作,面对新的节目和采访对象。  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  这个东西是很苦恼的。一方面,我在地震直播当中的表现为我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说是坏事,一定是好事,但是要摆脱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印象,想自己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很难。  最简单的例子,是我剪了短发,马上招来所有人的反对。大家强烈要求我恢复长头发,觉得你干嘛要变,现在这样谁认识你、谁想得起你是那个最美女主播?我觉得这个很荒谬。  我希望自己帮到更多的人。但要做这些社会上的事情确实很矛盾,大家来找到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看到我这个标签,我要做这个事情也得用这个标签。  但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又不希望被定成那样的东西。我自己是记者,采访过太多类似于典型人物,当我真正走进他们的时候,任何一个典型在远处看到,和近处接触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我采访过一个典型,用三年五年时间一直在帮助偏远山寨麻风病的村落。其实他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想翻山越岭拍很美丽的风景,他觉得这里的人特别纯朴善良,不知道是哪个时代,以为毛主席还在,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出于自己善心帮助那个村。  后来他被树成典型,被关在宾馆
  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
  这个东西是很苦恼的。一方面,我在地震直播当中的表现为我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说是坏事,一定是好事,但是要摆脱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印象,想自己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很难。
  最简单的例子,是我剪了短发,马上招来所有人的反对。大家强烈要求我恢复长头发,觉得你干嘛要变,现在这样谁认识你、谁想得起你是那个最美女主播?我觉得这个很荒谬。
  我希望自己帮到更多的人。但要做这些社会上的事情确实很矛盾,大家来找到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看到我这个标签,我要做这个事情也得用这个标签。
  但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又不希望被定成那样的东西。我自己是记者,采访过太多类似于典型人物,当我真正走进他们的时候,任何一个典型在远处看到,和近处接触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我采访过一个典型,用三年五年时间一直在帮助偏远山寨麻风病的村落。其实他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想翻山越岭拍很美丽的风景,他觉得这里的人特别纯朴善良,不知道是哪个时代,以为毛主席还在,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出于自己善心帮助那个村。见。  在抗震救灾阶段,人们都去关注故事了,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就喜欢看多少精彩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大多数的人是平淡的、没有故事的,难道他们就不需要帮助吗?这个东西触动了我。我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年,我被邀请担任了“扬帆计划”的形象代言人。这个计划每年在贫困地区,尤其在灾区选一定数量品学兼优贫困学生,把他们送到南京、北京这些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去进行一段时间的暑期实践,或许到高校去,或许组织夏令营,有很专业的老师陪伴,让他们提前看到外面的世界,回来以后更明白自己要追求什么东西。  一个学生的费用需要一万多元。刚好,团中央又邀请去参加一个活动,叫做“十大梦想青年”评选,他们在全国找了“十大梦想青年”,帮助他们实现青春梦想。当问到我的青春梦想是什么,我就提出把我的金鹰奖奖杯拿出来拍卖,拍卖的钱全部用来做扬帆计划。后来,我的奖杯拍了150万。这件事让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节目之外。  我觉得做典型好苦  我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没有因为说地震,或者因为我参与了直播,我的生活就发生很多改变,或者我对世界的看法就发生了很多改变。  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因为地震之后出现的。比如说,奥运会火炬手把我临时加进去了。当时临时增加了29个火炬手,本来火炬手是之前就定好的,在成都传递的时候临时增加了29个在抗震救灾表现突出的人,做了火炬手。  我当火炬手的时候,遇到另一个新增的火炬手,是一个小孩子,是抗震救灾的英雄。当时我们就在那里排队,他走到我面前来,叫我姐姐。我问他干嘛?他指着自己,问我,你认识我吗?我仔细看一下,问你是演哪部电视剧的吗?他长得挺可爱的,我以为是一个演员。但他说,我你都不认识?我说真的不认识。他深深地为我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他是觉得我好孤陋寡闻。由于太多地方报道他,小孩子渐渐觉得自己好了不起。  有媒体因为当火炬手的事情采访我,会把我编得特别高大,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是善意的,但我想我没有那么高大,也不愿意让他编得那么高大。我很讨厌被贴上地震这个标签。  在你之前,就有很多的人问过我关于地震直播流泪的问题。我已经被贴上这些标签。被贴标签我觉得不是好事,尤其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主持人不是演员,不是歌手,唱首歌红了可以无数场演唱会还唱这首歌。主持人总要做新的工作,面对新的节目和采访对象。  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  这个东西是很苦恼的。一方面,我在地震直播当中的表现为我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说是坏事,一定是好事,但是要摆脱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印象,想自己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很难。  最简单的例子,是我剪了短发,马上招来所有人的反对。大家强烈要求我恢复长头发,觉得你干嘛要变,现在这样谁认识你、谁想得起你是那个最美女主播?我觉得这个很荒谬。  我希望自己帮到更多的人。但要做这些社会上的事情确实很矛盾,大家来找到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看到我这个标签,我要做这个事情也得用这个标签。  但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又不希望被定成那样的东西。我自己是记者,采访过太多类似于典型人物,当我真正走进他们的时候,任何一个典型在远处看到,和近处接触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我采访过一个典型,用三年五年时间一直在帮助偏远山寨麻风病的村落。其实他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想翻山越岭拍很美丽的风景,他觉得这里的人特别纯朴善良,不知道是哪个时代,以为毛主席还在,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出于自己善心帮助那个村。  后来他被树成典型,被关在宾馆
  后来他被树成典型,被关在宾馆里面写材料,请一堆博士生帮他去写,说去到哪个村上遇到了狼,零下多少度摔在一个小溪里面,又被马匹从身上踩过,他就在挣扎——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我觉得做典型好苦。包括地震之后,有很多人坐在一起开报告会,英雄事迹报告会,抗震救灾模范人物报告会,他们叫我去参加,我一直拒绝,从来没有去参加过。
  我们台有记者被叫去参加,不断走进工厂、学校把大家集合在礼堂里面,掌声欢迎我们的英雄们,一个一个出来讲我怎么样。见。  在抗震救灾阶段,人们都去关注故事了,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就喜欢看多少精彩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大多数的人是平淡的、没有故事的,难道他们就不需要帮助吗?这个东西触动了我。我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年,我被邀请担任了“扬帆计划”的形象代言人。这个计划每年在贫困地区,尤其在灾区选一定数量品学兼优贫困学生,把他们送到南京、北京这些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去进行一段时间的暑期实践,或许到高校去,或许组织夏令营,有很专业的老师陪伴,让他们提前看到外面的世界,回来以后更明白自己要追求什么东西。  一个学生的费用需要一万多元。刚好,团中央又邀请去参加一个活动,叫做“十大梦想青年”评选,他们在全国找了“十大梦想青年”,帮助他们实现青春梦想。当问到我的青春梦想是什么,我就提出把我的金鹰奖奖杯拿出来拍卖,拍卖的钱全部用来做扬帆计划。后来,我的奖杯拍了150万。这件事让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节目之外。  我觉得做典型好苦  我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没有因为说地震,或者因为我参与了直播,我的生活就发生很多改变,或者我对世界的看法就发生了很多改变。  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因为地震之后出现的。比如说,奥运会火炬手把我临时加进去了。当时临时增加了29个火炬手,本来火炬手是之前就定好的,在成都传递的时候临时增加了29个在抗震救灾表现突出的人,做了火炬手。  我当火炬手的时候,遇到另一个新增的火炬手,是一个小孩子,是抗震救灾的英雄。当时我们就在那里排队,他走到我面前来,叫我姐姐。我问他干嘛?他指着自己,问我,你认识我吗?我仔细看一下,问你是演哪部电视剧的吗?他长得挺可爱的,我以为是一个演员。但他说,我你都不认识?我说真的不认识。他深深地为我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他是觉得我好孤陋寡闻。由于太多地方报道他,小孩子渐渐觉得自己好了不起。  有媒体因为当火炬手的事情采访我,会把我编得特别高大,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是善意的,但我想我没有那么高大,也不愿意让他编得那么高大。我很讨厌被贴上地震这个标签。  在你之前,就有很多的人问过我关于地震直播流泪的问题。我已经被贴上这些标签。被贴标签我觉得不是好事,尤其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主持人不是演员,不是歌手,唱首歌红了可以无数场演唱会还唱这首歌。主持人总要做新的工作,面对新的节目和采访对象。  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  这个东西是很苦恼的。一方面,我在地震直播当中的表现为我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说是坏事,一定是好事,但是要摆脱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印象,想自己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很难。  最简单的例子,是我剪了短发,马上招来所有人的反对。大家强烈要求我恢复长头发,觉得你干嘛要变,现在这样谁认识你、谁想得起你是那个最美女主播?我觉得这个很荒谬。  我希望自己帮到更多的人。但要做这些社会上的事情确实很矛盾,大家来找到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看到我这个标签,我要做这个事情也得用这个标签。  但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又不希望被定成那样的东西。我自己是记者,采访过太多类似于典型人物,当我真正走进他们的时候,任何一个典型在远处看到,和近处接触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我采访过一个典型,用三年五年时间一直在帮助偏远山寨麻风病的村落。其实他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想翻山越岭拍很美丽的风景,他觉得这里的人特别纯朴善良,不知道是哪个时代,以为毛主席还在,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出于自己善心帮助那个村。  后来他被树成典型,被关在宾馆
  这是很无奈的东西。我参加很多活动,人家介绍我的时候,一定都会介绍“最美女主播”,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最美的主播,听到别人介绍我,我想我长得又不好看,还最美丽主播,就会觉得挺尴尬的。
  地震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段时间一下子我真是一个媒体人,真是一个新闻战线上的人,一下子觉得找到属于这个职业的荣耀感,我做这件事就应该这样做,在那种状态下,拿过来就播,就什么东西马上就出去了,很透明的,时效完全是从新闻本位出发。但地震是非常态的,现在一切又回到了正常时期。
  以前每一年,到自己生日的时候,或者是过年时候,会觉得一年又过去了。但是,现在我会不自觉地把5月12日这一天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准备做“5·12”一周年的纪念节目,所以也会经常提醒自己,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宁远被贴标签我觉得不是好事我觉得做典型好苦。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口述宁远 采访整理黄俊杰宁远四川卫视女主持人、成都理工大学教师。“5·12”地震时处身地震灾区最前沿的宁远,连续三天三夜通宵坚守岗位和流泪播报,被网民称为“最美女主播”。主持人或老师宁远的角色,正在从一个职业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她因地震而获得荣誉,也有了更大能量,调动电视以外的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同时,长头发的宁远亦成为一个注册标记,连她剪短头发都会遭到身边人的反对。宁远正在路上——采访她的时候,是在前往成都机场的车上。她正要前往北京的演播厅,录制的仍是与地震一周年有关的节目。  我是在地震前三天调到主播这个位置的。  那天我4点多就坐在主播台上,演播室里面有很多聚光灯烤过来,台里一直在走字幕,到6点多了才开始播出图像。  余震在摇,我觉得机器一直在晃,灯在晃,提词器上的字在左右摇晃。  连着几天,每天通宵我都坐在那里。那个时候,遇难者的数字一直在上涨,每一个小时不断地往上涨。你会一直觉得生命很卑微。我们老在说人定胜天,实际上,人怎么可能胜天呢?那个时候人的生命太卑微了,就像蚂蚁一样,说死就死了,那么多人全部就变成了数字。  这个数字背后是那么多的生命。以前播死亡人数的时候,时间来得及,我们是打成字幕配音的,就是做成一个片子播出的,但是那天,新闻发布会刚开完就给了我一个通告,说是最新的消息,让我在直播间把它读出来。我觉得换成任何人来读,都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这些数字,我如果是在配音间配的话,可以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开始,但是那个单子,是我还在做其他事的时候、在正常播的时候,旁边直播间的门悄悄打开了,编辑进来,递了一张纸条说,马上念这个。  我拿着就要念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再控制自己,就自然地哽咽了,但那不是哭。很多报纸上说我哭了,有泪斑,还有媒体说四川卫视女主持宁远在演播室泪奔,我觉得还不至于那样。我还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节目之外  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在博客上面写过一段话:地震结束了,但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亲人失去健全身体的人们,他们漫长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当一切归于平淡,我们的爱还在吗?  我们一开始流了那么多的泪,其实我们是被故事感动着。后来我再去到灾区的时候,我发现大多数受灾群众是没有什么故事的——他们是受了灾,但他们的灾不是最严重的;他们很顽强,但他们也不是最顽强的那个。  我记得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到安县的一个安置区做一档直播,直播间隙就走到一个板房里面。  板房里面像桑拿一样,我进去以后就跟里面的那户人家聊,聊了以后发现他们特别乐观。  儿子说我们家这次太幸运了,我在废墟下才埋了10个小时,就被挖出来了,我背着我爸爸,翻山到有救援的地方,才走了七八个小时,就遇到解放军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他不是悲伤的,他是觉得自己好幸运。其实这家人他们已经很惨了,房子没有了,家没有了,生活世世代代村庄已经被怀了,孩子受伤了,但是会拿其他更惨的人来做比较,觉得自己好幸运,他身边就有人埋了几十个小时,没有救出来。  我当时觉得挺残酷的。他们现在条件也不算很好,也没有什么故事,一家人还是需要帮助的,作为新闻来讲缺少挖掘它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展现。他们不像小英雄林浩,是被挖掘出来的故事——在映秀的时候,我住在一家受灾群众家板房里面,来了一大堆小孩跟我玩,他们父母也一起来了,争先恐后告诉我这个小孩当时也救了人,那个小孩也救了,林浩是其中一个,只是他正好被电视台看
  有很多记者老这么写,说地震让我更加珍惜生活,更加热爱生活,这并不是我说的。
  我觉得我以前就很热爱生活,没有说地震以前我就不珍惜生活。我觉得你如果在四川采访的话,应该会感觉到这一点,地震,似乎没有改变太多的东西。
  四川人的乐观,对生活、对苦难的消解,其实一直是这样的。有人说地震以后,好像人们心中的大爱被唤起了,人们的关系更和谐了,但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些事情不会因为一次地震,大家就人性本善的东西就出来了,其实对这个我是比较悲观的。宁远被贴标签我觉得不是好事我觉得做典型好苦。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口述宁远 采访整理黄俊杰宁远四川卫视女主持人、成都理工大学教师。“5·12”地震时处身地震灾区最前沿的宁远,连续三天三夜通宵坚守岗位和流泪播报,被网民称为“最美女主播”。主持人或老师宁远的角色,正在从一个职业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她因地震而获得荣誉,也有了更大能量,调动电视以外的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同时,长头发的宁远亦成为一个注册标记,连她剪短头发都会遭到身边人的反对。宁远正在路上——采访她的时候,是在前往成都机场的车上。她正要前往北京的演播厅,录制的仍是与地震一周年有关的节目。  我是在地震前三天调到主播这个位置的。  那天我4点多就坐在主播台上,演播室里面有很多聚光灯烤过来,台里一直在走字幕,到6点多了才开始播出图像。  余震在摇,我觉得机器一直在晃,灯在晃,提词器上的字在左右摇晃。  连着几天,每天通宵我都坐在那里。那个时候,遇难者的数字一直在上涨,每一个小时不断地往上涨。你会一直觉得生命很卑微。我们老在说人定胜天,实际上,人怎么可能胜天呢?那个时候人的生命太卑微了,就像蚂蚁一样,说死就死了,那么多人全部就变成了数字。  这个数字背后是那么多的生命。以前播死亡人数的时候,时间来得及,我们是打成字幕配音的,就是做成一个片子播出的,但是那天,新闻发布会刚开完就给了我一个通告,说是最新的消息,让我在直播间把它读出来。我觉得换成任何人来读,都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这些数字,我如果是在配音间配的话,可以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开始,但是那个单子,是我还在做其他事的时候、在正常播的时候,旁边直播间的门悄悄打开了,编辑进来,递了一张纸条说,马上念这个。  我拿着就要念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再控制自己,就自然地哽咽了,但那不是哭。很多报纸上说我哭了,有泪斑,还有媒体说四川卫视女主持宁远在演播室泪奔,我觉得还不至于那样。我还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节目之外  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在博客上面写过一段话:地震结束了,但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亲人失去健全身体的人们,他们漫长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当一切归于平淡,我们的爱还在吗?  我们一开始流了那么多的泪,其实我们是被故事感动着。后来我再去到灾区的时候,我发现大多数受灾群众是没有什么故事的——他们是受了灾,但他们的灾不是最严重的;他们很顽强,但他们也不是最顽强的那个。  我记得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到安县的一个安置区做一档直播,直播间隙就走到一个板房里面。  板房里面像桑拿一样,我进去以后就跟里面的那户人家聊,聊了以后发现他们特别乐观。  儿子说我们家这次太幸运了,我在废墟下才埋了10个小时,就被挖出来了,我背着我爸爸,翻山到有救援的地方,才走了七八个小时,就遇到解放军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他不是悲伤的,他是觉得自己好幸运。其实这家人他们已经很惨了,房子没有了,家没有了,生活世世代代村庄已经被怀了,孩子受伤了,但是会拿其他更惨的人来做比较,觉得自己好幸运,他身边就有人埋了几十个小时,没有救出来。  我当时觉得挺残酷的。他们现在条件也不算很好,也没有什么故事,一家人还是需要帮助的,作为新闻来讲缺少挖掘它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展现。他们不像小英雄林浩,是被挖掘出来的故事——在映秀的时候,我住在一家受灾群众家板房里面,来了一大堆小孩跟我玩,他们父母也一起来了,争先恐后告诉我这个小孩当时也救了人,那个小孩也救了,林浩是其中一个,只是他正好被电视台看
  所以,你要说这一年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因为地震发生了太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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