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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时期的信息传播之五 和地震抢时间的成…  

2008-05-22 00:3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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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震抢时间的成都报纸


在灾难降临之后,最能稳定局面、安抚民心的东西,莫过于媒体的翔实报道。这次,成都的报纸成为了民众心中的安慰剂。

 

文/陈漠

 

    5月12日下午2点20多分,曾颖正在上班路上的书店看书,突然房屋摇晃起来,书架上的书往下掉落。在那短短几分钟里,他有一种无路可逃的感觉,每一幢建筑、每一根电线杆、每一棵树都显得可疑而危险。在安顿好自己的妻女之后,曾颖赶回了供职的成都晚报社。
    成都报业的大厦已经关闭,楼内的所有办公人员都疏散到了街上。《成都晚报》的编委会成员在附近的露天停车场里围着一台收音机开始组织报道。报社包下了附近的一家网吧,记者编辑们在网吧里搜集资料、编写报道。与此同时,最早的一批报道人员,连摄影记者在内一共5名记者向灾区进发。
    成都地区最早出街的报纸号外是当晚9点左右《成都商报》的号外,紧接着《成都晚报》的号外也开始出街,报纸号外分发到惶恐不安的市民手中,暂时稳定了市民的情绪。而后来的几天里,《成都晚报》的第一批报道组5名成员在路上陆续失散,截至5月15日,前进到最中心的是一名女记者张欧,她跟随一支武警救援队到达了汶川县城,发回了报道。

 

成都的新闻人没有逃避


    提到5月12日那天的情景,所有成都人都会说起通讯中断时的恐慌。一时之间,所有的手机都无法接通。媒体单位也是这样,总编找不到自己的主任,主任找不到自己的记者。但让成都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何冰感到骄傲的却是,他不用费劲去寻找自己的下属,所有的新闻人都自动归位,第一时间赶回自己的单位。
    下午3点,成都当地最大的纸媒《成都商报》的编委们在报业大楼下面站着开了一个碰头会。《成都商报》编委郑晔回忆说:“当时地震后,我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应该出一张号外。而当时报业大楼是封闭的,我们就马上进行分工,让上海的《每日经济新闻》给我们编辑出版。大概在6点钟左右,上海方面就把版面编辑好,用QQ传回成都。”晚7点,《成都商报》号外准备印刷,但版面上只有政府第一号公告。派驻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记者在第一时间得知“可以回家”的权威判断,但因通讯不畅,他只好一字一字抄下消息后赶回报社。报社决定重新调整版面,加入最新内容,《四川汶川发生7.8级地震,震中不在成都,请市民放心回家》做成了大字标题。晚9点开始,商报全体员工上阵,总共30万份的号外被分发到街头市民手中,惊魂未定的市民开始了解事件的真相。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几个小时内,而这几个小时,新闻人之间也无法联系,全凭着自己的职业素养而行动的几个小时。
    各个媒体的第一批记者被派了出去,他们并无应对灾害的经验,很多记者没有任何装备,甚至没来得及携带水和食物就奔向了灾区。他们中很多都还是年轻人,在面对那么惨烈的场景、看到那么多遇难者遗体的时候,很多人都失声痛哭。
    《成都晚报》的记者向勤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正因为这个时候交通通讯都不通畅,才需要我们把消息传给民众”。而《成都商报》记者肖刚进入灾区,有一个执勤的武警拦住了他,告诉他不要再进去了,那里面的路一直在塌方,而且是整面山整面山地塌,听说里面砸死了很多人,“我们当时想,唉,冲吧,冲哪儿没路了为止吧”。
    对于民众来说,地震是灭顶之灾和无时不在的恐惧;对于新闻人来说,在恐惧之外,还有着新闻责任和为民众传递信息的义务。何冰说:“成都的新闻人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一个人逃避。”

 

媒体也是应急系统


    何冰在评价这次成都媒体的表现时用了一个词“威力无穷”,他指的是成都传媒集团下属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集合在一起的报道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传媒集团是2007年年初才成立的,新生一年的传媒聚合体突然就遭遇了这次巨大的应急突发事件。何冰认为,“如果媒体是分散作战,在这场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它很难按平时那样的管理规律去运作。按照市委宣传部的安排,我们打破媒体之间的横向屏障,把媒体力量整合为10个报道小组,调动70辆采访车,260多名记者迅速奔赴一线,每个小组确立一个组长,组长具有最高权力,他指挥组内报纸、电视台、电台的所有成员按各自的生产规律集中采访,迅速传回新闻。这比传统层层批复的程序要快得多。”
    据成都市委宣传部外宣办副处长高齐强介绍,12日当天下午,成都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就在成都市公安局内成立,指挥部下设的宣传组也同时成立,宣传组下设综合协调组、新闻报道组、媒体接待组、对外新闻策划组、网络宣传组。来自电视台、电台、报纸的记者们则混编成10个新闻报道组,包括了对省市应急指挥中心、公共服务、卫生救治、社会各界、都江堰、彭州等9个重点报道方面,还有一个设为机动组,随时应变。
    在成都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里凝聚着像战时一样的气氛,大厅里工作人员紧张地工作,大厅里的喇叭不断呼唤着相关人员到指定地点去开会的消息,而不少几天几夜没有休息的记者则在大厅靠墙的地方席地而卧。
   《成都商报》编委郑晔说:“成都市委市政府这次把媒体纳入抗震救灾的应急系统,我们觉得这是非常英明的决策,让我们媒体承担了应有的责任。”

 

新闻给市民的安慰


    震后第三天,5月15日,《成都晚报》人文新闻部副主任曾颖和同事们沿着刚刚打通的西线道路向汶川进发。这已经是《成都晚报》派出的第三批采访队伍,这次出发的记者基本都是主任级的老记者以及做管理工作的领导,由副总编伍江陵带队,主要是做深度报道。
    第二天下午,当记者联系他的时候,他们正在马尔康,由于下午3点左右发生在理县的那次余震导致马尔康前往汶川的道路塌方,他们滞留在这里等待前方道路抢修。在他看来,媒体的作用从来没有像这次灾难中那么重要,“如果你看到那天(5.12)街上的市民,你就能感受到一份详尽真实的信息对他们的重要性”。
   《成都晚报》的地震报道至少16版,囊括了现场报道、深度报道,各种信息的发布,以及国际的、历史的各类信息资料。曾颖认为,这正体现了纸媒的优势——“在地震发生的短时间内,所有通讯中断,曾经被认为已经是夕阳媒体的广播却发挥了它的作用。而对于纸媒来说,优势则在于信息量大、全面丰富,最重要的是准确。通过广播传递的消息有些来自民众的个人体验,而纸媒则有审查等程序,具有准确性。而且,纸媒所体现的内容,文字和图片构成深度、质感和立体感,这是广播电视一闪而过的信息传播不能比拟的。”曾颖也认为,正是这么多年以来成都纸媒之间的竞争培育了良好的媒体环境,“成都报纸都是在抢新闻中锻炼出来的”,因此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展示出良好的效果。
    成都的媒体从来没有如此受到市民的敬佩,在成都报业大楼下面,出租车司机见到大楼出来的记者都会拒绝收钱。而这一张张记录着惨痛时刻的报纸,也成为了民众心中的记忆。
    家住成都横陕西街的市民赵永华已经3天没有回家了,自从12日之后,他就把被子、食物和水装上了私家车,晚上把车停在人民公园附近的人行道上,全家人都在车上度过一个个夜晚。15日傍晚,他们回家看了看,门口的报箱已经放不进报纸了,《成都商报》的投递员把这几天的报纸都堆在了门口。
    就在女主人收拾这几天的报纸的时候,在厨房里忙活的老赵突然冒了一句:“这几天的报纸都不要丢,要留着,这一个月的报纸都要留着,以后都是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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