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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创办于1996年8月18日,十二年猛进,已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最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 《新周刊》由广东出版集团、三九企业集团联合主办。 《新周刊》每期128页全彩印刷,每月1日、15日出版,零售价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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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10周年 专访“潜规则”之父吴思  

2008-03-06 18:18:03|  分类: 《新周刊》每期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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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10周年专访“潜规则”之父吴思

 

吴思小传


1957年生于北京。1978~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先后任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7年至今,供职于《炎黄春秋》杂志,先后任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辑。著有《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等作品,在国内引起广泛影响。曾获评为《新周刊》2004新锐榜“年度知道分子”。

 

“潜规则”概念之父吴思:我发现这个词时,心中窃喜

 

为什么采访吴思?因为潜规则概念提出10周年了。
同为传媒人,我敬佩吴思。他采访历史,对视现实,是我们时代罕有的追问者。
拜访吴思,我视为一次“吃小灶”的机会。很遗憾,大家只能吃大灶了。
因为珍惜这个机会,也因为忐忑,还约了我的学弟十年砍柴一同采访,给我助阵。在此鸣谢。

                                                               封新城


潜规则提出10年了

 

封新城:“潜规则”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998年吧?已经十周年了。

吴思:这个我得回去查一下,差不多。没想到这么快,都十年了。你要不说还真是想不到。

 

封新城:我昨天在百度上搜“潜规则”,有1600多万的搜索量。

吴思:出书的那一年,2001年,我也搜过,在一两百条徘徊了几个月,年底用谷歌搜,潜规则第一次超过600条。

 

封新城:潜规则这个词是你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了工具,大家都在用它去分析社会现实中的很多现象。可以说你是“潜规则之父”了。

吴思:应该是“潜规则概念之父”。

 

封新城:那个时候发在哪个媒体上?

吴思:发在一本文学杂志上,《上海文学》。有一个思想随笔的栏目。

 

封新城:发表这篇文章时,没有像现在出书一样热?

吴思:没有。《上海文学》跟那时所有文学杂志一样,发行量不大,那时文学已经边缘化了。有一次我和他们的特约编辑梁晓燕在一块儿吃饭,跟她说起我读史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说起朱元璋,就说当时挣多少钱,工资是多少,把银子换算成人民币是多少。她说你先别说,回去就把这个写成一篇文章。我回去花了大约一个礼拜就写完了。那篇文章很好写,就是算算明朝的官员挣多少钱,再在前面安一个头儿,把话题引起来。文章开头有一个争论,一个大臣跟崇祯皇帝说,就这么点钱,不是天生不是地长,你说这钱从哪来?这么点钱到处都要用根本不够,不贪怎么行?结果是皇帝要大臣揭发那个贿赂他的人,那个大臣宁可丢了官也没供出那个人来。我就从这个故事说明“做个贪官”的正当性,把这笔账算了出来。

 

封新城:2004年我们将您评为年度“知道分子”,颁奖词是“你在历史上写下现实的眉批”。

吴思:以前老觉得说不清楚历史上的事情。正着说、反着说,总是觉得表达得不到位、不准确,有什么东西没说透。现在用潜规则的概念来说,在规则之外还有一个潜规则。

 

封新城:你这个是21世纪第一词。

吴思:对我个人,从1974年开始,就憋着东西说不出来了,就是知道有个东西,但表达不好;然后到1984年有一个笨拙的表达,是没有被接受的表达;到了1997年是一个弱势的表达,在一个边缘的题材之中,然后一直到表达出这个词,我清楚了,我明白了。这是一个个人过程。

 

十年砍柴: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个人的人生经历,这个小世界和中国的大历史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这个东西?小的人生坐标和大的历史坐标如果不碰到一起,就不可能成功。如果仅仅坐在书斋里,看明史、考据,这都碰撞不出来。以前我看过您的《我的极左经历》,70年代学工,《极左经历》是学农,后来当知青,再后来又当记者。

吴思:对,比如说作为一个管理者,当生产队长,当大队副书记,去管农民的时候,包括你跟人家去耍横,人家也跟你耍横,你都知道潜规则运作起来,最后在每个细节上会怎么展开,怎么让对方没法办,最后认账、低头,遵循你的这个东西,你全都能够设身处地地、一个细节不落地在你看史书的时候复原出来。

 

十年砍柴:你这个特别典型。1974年你接触的是工人,后来你去当记者,剖析的是官员,中国的社会不就是这几个角色吗?

封新城:这挺有趣的,你们出来都是做记者,我也是。现实中的传媒人去治史,有优势吧?

吴思:我觉得有。比如说你要采访一个行业,不管一个话题、一个行业、一个领域,一般来说一个礼拜就够了。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专家意见,人家看了都觉得,是这么回事儿,肯定不能说你是外行,因为你都是跟这个行业内最熟悉情况的人在谈。这样干多了自然就形成一个记者的自信。我进入任何一个领域,花十天半个月,我能知道个大概;要花一年两年呢,肯定更不一样。你完全有自信:我跟专家差不多。因为你经常十天半个月就把精华给领悟过来,你已经不是外行了。于是你用这个方法去读史、写史,你也知道,你写这些专家的话,写出来,你不也跟专家似的?你就用这种心态去采访历史,采访历史人物,那一个个不都是人吗?他说他这辈子怎么过的,你事先就有了一个问题,有了一个采访的话题,有了一个读者肯定感兴趣的、想看的新闻,然后你去采访谁谁谁,然后写出来,特好看。

封新城:这个比喻挺生动啊。

十年砍柴:实际上说白了就是狗鼻子。当一个成功的记者就是要有嗅觉,大家说一千句话,你知道哪句话有价值,就跟公安破案一样,也是要找证据——在一大堆史料里面,突然觉得哪个话题可能会触到大家的痒痒肉。

 

封新城:反向来说,书斋中治史的专家们岂不是有问题?

吴思:他们那是另外一个路子。比如说一个学术框架搭起来了,二层楼建起来了,二层楼的柱子上再建三层楼。他是缺什么弄什么。比如说熟悉的像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生产力这一段,清朝的政治研究完了,清朝的农业研究完了,工业还没呢,商业还没呢,生产关系相应的还没呢。清朝完了还有汉唐、宋元明,等等。就顺着这些缺什么补什么,有那么一套路数。

 

封新城:那么这个路数的人对你们这种治史的方法有微辞吗?

吴思:我没听到人家有微辞。

 

十年砍柴:我觉得吴老师对我们这些写史的人来说,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树立了标杆;另外一个就是给我们指明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就是无论职业是什么,只要我这个事,就应该在方法上、在史料上,不应该有什么业余的、专业的、民间的差别。这个对我们的启发特别大。

吴思:就刚才说的治史的路子,就是学院派的,按照一个框架走。业余的心态呢,首先我们不管这个框架,比如记者管的是兴趣,新闻价值就是读者的兴趣,从这里出发,即使做的是同一个东西,你揪的也是离读者更近的东西,表达的也是读者市场的角度,这是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写得好看,言而无文,其行不远。学术框架本身离读者就远,表达起来又有点涩,有点给专家学者看的那个路数,有这两个劣势。而这两个劣势恰恰是业余的两个优势。由于有这个优势,渐渐地这倒可能成了主流了,人们都觉得,“这个省事儿啊,这个容易成功,那我们就干这个了”。

 

发现潜规则,不是无奈,是更好办了

 

封新城:我用个很文学的描述,就是:现实的一端还是历史的一端更让你揪心呢?

吴思:你要说揪心肯定是现实揪心,因为是跟你利害关系大。古人的你都知道后边什么结果嘛,揪心也揪不起来,没悬念了。可能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把历史和现实的差别给抹掉了。你说这是现实吗?它就是历史啊!历史的核心结构和现实的核心结构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现实是没有差别的,我研究历史实际上也是研究现实;反过来研究现实,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也在研究历史。中国历史,中国社会这么大,就说潜规则相关的核心结构,现在,十年前,一百年前,一千年前,完全可以拿过来,互相对换,没什么变化;这时候的研究你再强调历史和现实的差别,都显得多余。今天的事可以发生在一千年前,两千年前的事也可以发生在今天。

 

封新城:你们研究历史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看着现实,有一种发笑的感觉,或者说是更无奈,比我们常人更无奈?

吴思:说不上发笑。你能看到后边有什么结果,就能看得远一点儿。比如说黑砖窑,他们问到我了,我就说,清朝也有啊,清朝是黑煤窑,水蛤蟆,都是把良民给抓进去,干,干,不敢跑,敢跑就打,跟那个黑砖窑差不多;当年也是从上到下的监督,领导带队普查,而且比现在处理得还重,但过了上百年仍然不绝。在空间上,你也敢说绝对不只是山西有。我就点了几个省的名字,后来一看,果然就有,而且时间上也将得到证明,不会就这么几年,用现在这种办法打击也不可能灭绝。

 

十年砍柴:前两天河北也有一个,也是黑砖窑,河北,临西县,等于是把刚解救的,又送回了黑砖窑。

吴思:对,这些事儿你看历史的感觉就是,看一个现代事,如果在历史上你能找到前身,就能更好地预测过10年、20年它会是什么样子。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了。

 

封新城:当年鲁迅说狂人发现书上全是“吃人”两个字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描述他的心情,文学点儿说可能是绝望,就是他看透了。发现潜规则,你心情会更灰一点儿吗?

吴思:我心中窃喜啊!我找到它了!这是第一个感觉。另外就是把东西说透了,其实它不是无奈,而是更好办了。一说透了,你就好分析了,你就别拿那大话、虚话糊弄我。要害就摆在那儿了。

 

十年砍柴:就像吴老师刚才说的,可能生态没有变,但是可以给你不断地换名词。比如说黑砖窑,它根本上就没有变,为了和古代区别开来,叫资本的罪恶,叫投资;有的人就是一定要有意识地把它和明清同类的事件换一个标签,觉得不一样。这也就是吴先生的潜规则让有的人感到不痛快的根本原因。

封新城: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中国人的消化能力。那个穴位你点到了,但大家又都能消化掉,消解掉。这不是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吗?

吴思:我觉得已经有一点不一样了,就是这些事之前你可以说不正之风等等一系列的话,就是刚才说的那一堆词儿;但那是什么风啊?让我们怎么捕风捉影对付它呀?它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结构的方式。无非是有那么一拨人掌握了合法伤害权,欺负另外一边,而另外一边反抗成本太高,那我只有认账了——行,就按你说的来吧,多交点儿就多交点儿,多上点贡就上点贡。这不就潜规则出来了?很简单,用不着捕风捉影讲那些虚的。

 

封新城:我们当时给你的颁奖词里少了一句,其实你是第一时评人,21世纪第一时评。我觉得这帽子不算大。

十年砍柴:解读历史,要先把钥匙找到。现在包括理论界,御用社会科学家,不知花多少钱。这些钱搞那么多课题,拨那么多经费干什么?说白了就是在演魔术,演障眼法。所有的功能都是这样的,无非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是封建思想、是遗毒。

吴思:你说的遗毒这个词,过去也用来表示潜规则。遗毒,不正之风,按照更学术的话语,甚至还有鲁迅先生说过的“国民性”,反正就这些东西,都能给你说得云山雾罩。国民性怎么回事?一说能把人吓着,真复杂。

 

中国的历史,就是权分的变迁史

 

封新城:FT中文网有篇文章,刘再复写的,标题很耸动,叫“谁是最可怜的中国人?”。他对目前的孔子热现象做了一个观察。你们关注吗?

吴思:这篇文章没有读过,孔子热当然会关注。但是说孔子是最可怜的中国人,恐怕还要看从哪个角度说。

李零说孔子是丧家狗,孔子自己也认账,我觉得也是这样。关键你看孔子在历史上干了什么。他,还有后来的孟子,一直在游说各个暴力集团的首领。那会儿暴力集团可是赤裸裸的暴力集团,连一点礼义都不讲,就是公然宣称,我要多收税,寡人好财,寡人好色,就直接这么说,我怎么能去行仁义呢?那个暴力集团真是土匪般的。孔孟去跟这样的人对话,对话的核心是,你们要仁,要有同情心。你说他的命运会怎么样?

孔子是最倒霉的人吗?是最可怜的人吗?孔子想干的事一件也没干成,孔子是最反对用暴力的,整个儒家都有这个意思,要仁,要有同情心;当然我也充分尊重你的权利,你打天下也不容易,我们也尊重。在前一个意义上,孔子一生不得志,他的后代也没怎么得志。但是孔子充分尊重了大人的利益,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又被人家抬到大成至圣文宣王的位置上。他的折中,使得双方都得了好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又是最走运的人。

能使双方得到好处,反过来说,也能使双方都得到坏处。孔子不得势,因为他要约束统治者,想给统治者套上笼头,尽管是用松紧带做的笼头。他的后代、后学,想给人家套个硬皮条做的真笼头,立刻就有性命之忧,所以也不得势。从这个不得势的角度来看,从上也不讨好。从下面来说,我们曾经批判孔老二为统治阶级服务,麻痹人民,欺骗人民,对下也不讨好。

于是两头都不讨好,同时又两头都可以讨好。看你强调哪一头。你强调两头都讨好,那你是大走运的一个——你何德何能?几句大白话,说要讲理,说不要杀人,他就成了中国的圣人,一圣就是两千多年,他真是太走运了!反过来你要强调两头都不讨好,也可以说他是最倒霉的人。刘再复的文章可能强调了他的那一面,当然他还存在着另外一面,我觉得他要是两方面都合起来,就完整了。

 

封新城:现在说孔这么热闹,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需求?

十年砍柴:我觉得是几千年的道统。孔子是这几千年来我们的一个道统的源头,一讲合法性,一讲道统,就讲孔子,所以说一旦谈到道统之争,孔子肯定是个尖锐人物。

吴思:找道统的话,你要有点民族自信,就能找到。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接孔孟?就是这么一个庞杂的、巨大的体系,你取什么?我刚才说孔子就是一个“血酬定律”的坚决反对者,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坚决反对者,这就是一种解释;你说孔子是统治者的最大的帮凶,但他又是最大的限制者,两种说法都行。

十年砍柴:薛涌最近出了本书,他认为孔子的仁义是权利之约,他讲的是一种文化意图。

吴思:的确在现实生活中,每个阶层,每个集团,每个个人,他的权利的面积是在变化的。在变迁中,你能看出博弈双方的兴衰。西方说他们的公民的自由是天赋人权,是天降的,比如说上来就是10平方米,上帝就给你这么多,一点不增,一点不减,一直不变,政府就要保护这个。按照那个思路重新解读孔子,你就会发现,10平方米其实是可变的,一直就在变,在哪个时代,在什么条件下就是1平方米,什么条件是5平方米,什么条件是8平方米,你能给他算成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可计算的博弈双方的利害关系。这个计算的路数,我觉得就比天赋人权要合理得多,更有历史纵深感,而且更可信。你说天赋人权,天在哪儿?怎么赋的?你追问几下,那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信仰。

 

十年砍柴:信仰是不需要论证的,别的需要论证,信仰不需要。

吴思:对,这是不言自明的。中国的这些事可不是不言自明的。关键要打通几个重要概念,就是当代西方,不管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还是西方宪政民主的核心概念——公民权利,还有自由,权利,是利益的利,要跟中国古代的概念接轨。我说的接轨的词就是“分”,本分,名分,你的名分就是10平米,臣民,他的名分是皇上,100平米,但是你得守你的边界,你得各守本分。

 

十年砍柴:孔子说的各安其分实际上就是说,一种秩序,他说的秩序不是平等的,但是一种和谐的秩序。和谐是说该得多的得多,该得少的得少,你得10%的不要去嫉妒别人90%的。他讲的是这种差距格局,是大家都认可的格局。

吴思:对。咱们来说古今中外如何接通。中国古代,说名分,本分,不能犯分,不能越分,这些名分有大有小,合起来就是礼义结构。名分、礼义就是不同角度,在谈同一个东西,都是各种权利构成的体系。

在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那里,权利最大,分最大,然后对这个说法又有一个合法性正当性的论证,上帝给的,天赋人权等等。到朱熹那儿也有论证,也求助于天,什么是天理,什么叫仁义等等。比如说你是县级干部,你的午餐标准就是四菜一汤,这就是天理;五菜一汤,多的那一个菜,那叫人欲。这个区分很好,不是说我好色,我贪吃,就是人欲,是你该吃的那一份,恰到好处,这就是天理;超出来的,多的那一份,那才叫人欲。天理人欲得到了这么好的区分,相应的他会从天理这个层面上支持你这个分。你如果注意这个分等于权利、公民权,你就看,哎哟,这个论证很好,这个论证的思路很精彩,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能得到各色人等的认账和支持,宋代发展出两种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论证方式,一种向外走向天理,一种向内走向良知。我们的传统有不少好东西,一旦与当代接通了,我们就可以老根发新枝,很有历史厚度地茁壮成长。

我就想用一个字把古今中外的核心概念这个打通,打通的关键,就是“right”这个词怎么翻译。这个词的翻译只要接上了中国的传统,马上中西方就通了。那怎么翻译呢?现在译成权利,是晚清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他后来当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相当于北大的副校长。严复当时就说译得不好,以霸译王,你看看,“权”多霸道,“利”多霸道,“right”那个词带着正义感,把这么一个正义的、正当的、应得的东西,译成权,还有利,这两种东西,把那正当的意思弄丢了。“right”本来不就是“正确”吗?我们打一个对勾,不就是“right”的简写吗?这全都给译丢了,严复说应该译成直,直截了当的直,对,理直气壮。或者译成“民直”。你说说看,这词多拗口啊,人们不接受,没流传开来,包括严复自己写文章都要用“权利”。但这个词又跟“权力”那个词,也就是“power”,在发音上完全一样。丁韪良自己也觉得“权利”这个译名不好,他为自己辩护说,新的学问进来,很难用一个老词对应上,不得不造一个新的。其实,他解释说,权利所指的就是个人应得之分。他在给自己辩护的时候用了“分”,可是译的时候却没用这个“分”字。如果咱们替他补救一下,换个译法,译做“权分”,这就具备正当性的感觉了。是该我得的,那就是我的分,你可以大喊:这是我的分!充满了正当性。

这么一来,这个“权分”的译法一改,你就发现中国的历史,完全可以看作权分的变迁史,你看《资治通鉴》的开篇,第一段,说的是三家分晋,然后周天子承认“犯分”的合法性,他用的就是“分”这个字。你发现,中国史学传统的核心原来是对“名分”变迁的分析。周天子承认三家分晋合法,封三家犯分的大夫为诸侯,这就意味着,与权分相关的意识形态,在那个时刻改了。司马光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最核心的利益变化,就是权分的重新划分。每个朝代都在做这个事情。你看,中国史学并不肤浅。一旦你意识到这个观察角度,二十四史就不是满本的帝王将相家谱了,而是权分变迁史,还有非常精妙的辨析。

 

封新城:你就专门写一本有关分的书,不是挺好吗?

吴思:我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做《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总之,我觉得接通道统或继承传统这个问题的关键环节就是,来自西方的观念体系跟中国的过去怎么对接。

 

潜规则这种现象会逐步萎缩但不会消失

 

封新城:在潜规则这个话题上你还会有进一步的文章出现吗?

吴思:在《潜规则》那本书出了以后,还有进一步的东西,一个是说,什么东西决定潜规则的面积扩张或者是缩小,我说的是合法伤害权。合法伤害权又来自哪里呢?来自暴力集团,暴力集团的成本和收益要用血酬定律来计算。暴力集团他们与规则有什么关系呢?暴力最强者可以立法定规,于是又说了个“元规则”。元规则就是决定规则的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元规则。

另外一步进展,又是一个新概念——抱歉,我老杜撰新词,杜撰新词很讨厌,你每次都得跟人家解释,你用起来人家都不懂,但是不杜撰你又没法办。我杜撰那个新词叫官家主义。从潜规则和元规则、血酬定律的角度看中国历史,可以看到一些新景象,官家主义就是我对这幅包含新景象的社会体系的称呼,我认为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就是官家主义社会。

这是我出完那本书之后,又往前走的几步,以后还能往哪儿走我不知道。

 

封新城:你做潜规则的解释时有一个限定——中国社会,那你这本书有没有翻译成英文呢?

吴思:没有,翻译成韩文了。

封新城:那最准确的英文译法呢?

吴思:他们有两种译法,经常看到有“HiddenRules”就是藏起来的规矩。

封新城:藏起来的规矩,这翻译回汉语又没有那个味道了。西方有潜规则吗?

吴思:我看赫尔岑写的《往事与回想》,他生活那个时代,19世纪中的俄国社会,就跟中国明清差不多,比中国明清还野蛮一点,还赤裸裸一点,但仍然是大规模的贪污,徇私枉法,充满这类的事。

 

封新城:再往前看,你觉得潜规则会不会消失,或者会怎么变?

吴思:二三十年之内,在中国,潜规则这种现象不会消失,然后会逐步萎缩。我说的萎缩是在有了宪政和民主的条件之下,它会逐步萎缩,但萎缩了十年八年之后,比如说在台湾,在台湾《潜规则》卖了将近3万册,人均密度比大陆还要高。台湾那个社会的潜规则已经没大陆厉害了,它尚且能卖那么多,我看即使大陆实现了宪政民主之后,二三十年之内,这个现象和这个概念,就是需要把它当作工具来用的迫切性,需要的强度,不会大幅度衰竭。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

 

封新城:3月1日我们要做一个专题,想请教你们。现在网络在中国的作用不是很大吗?我们假设人大期间,人大代表是1000个,那我们想做一个“网民——第1001个人大代表”这么一个封面专题。

吴思:挺有想象力的,现在网民的影响也挺大的。这一个可能顶人家100个。

 

封新城:你是我们评的第二届知道分子,2007年我们评的是李子勋,他是一个心理学家,我在今年第一期有一个他的访谈——怪了!本来是一个心理学家说心理的事儿,非常奇怪的是采访的过程中他一下把方向给转了,他谈国家,谈国家的运势,国家的心理。其中有一个言论,看你们怎么看——他说中国这几百年的落后,其实对全球而言隐藏了一种和谐,说总要有人来扮拖后腿的角色,而现在钟摆摆向了东方.

吴思:是这么说的吗?这种东西是难以证实的一个说法,我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这个太玄了。中国的命运真能这么研究吗?上帝或者是天道或者是时运决定中国来扮演一个拖后腿的角色,然后风水轮流转,现在该美国拖后腿了。历史不是这么走的。说着玩可以,但是你要讲清楚历史怎么走的,中国为什么拖后腿,就要详细说他内部怎么互相掐架。后来中国财富的迅速膨胀,和随之的国运上升,国势的上涨,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能计算出来的,都能把它变成一块一块的人民币,变成一个一个的美元,这都能算出来。美国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它要创新,要再往前走一步都很难,而反过来,中国的便宜劳动力的竞争把他们大量的就业机会夺过来,造成了那边一些失业的增加,当然这也把他们逼到更高科技的端口上去。这双方的对比和经济实力的转化,都是可以一分钱一分钱算的。但是,你如果说时运,那时运又该如何解释呢?这不是更复杂更玄虚了吗?所以我觉得,那个说法很好玩,但是搞历史的不会那么说。(录音整理/王丹)

  
附: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提要)


文/吴思

 

“right”译错了!它更好的译名应该是“权分”。

“right”的各种译名
“一种正当或合法的要求——拥有或获得某物,或以特定的方式行为举止。”(《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1839年,林则徐的翻译袁德辉选择了“道理”。
1862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选择了“权”。有时觉得不确切,便添上“利”字,造了一个新词:“权利”。
1870年前后(明治初期),日本人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权理”。(李贵连,1998)
1933年,胡适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义权”。胡适说:“其实‘权利’的本义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
“权利”二字联用,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古人已有的用法中,都没有仁义的影子。人家在欧美老家原本是“一种正当或合法的要求”,到了中国,竟换成满脸的权势和利益。

 

权分与历史纵深


“right”译错了!它更好的译名应该是“权分”。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最大的问题在于:“权利”这个译名截断了历史传统,好像这东西纯属洋货。试想,如果我们以“分”字接续传统,以“权”字照应一百多年来围绕“权利”形成的人权、产权、选举权等表达方式,用“权分”译right,用“义分”或仍用“义务”译duty,那么,不仅可以清除“以霸译王”的余味,摆脱“权利”与“权力”的音义纠缠,更重要的是,一片宽广深厚的经验世界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分析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可见,无论在历史记载中,还是在圣贤典籍中,都储存了丰富的关于权分变迁的理论和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君有君分,臣有臣分,主有主分,奴有奴分,固然从未平等过,但边际变化也从未停止。人们动用各种手段扩张自己的分,限制别人的分,贵者维护差别,贱者追求平等,每一寸的变迁都伴随着相应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如此争斗数千年,留下了复杂的演变轨迹。
在经济活动中,我们的先民也经常用“分”字规定彼此的权利义务。
既然权分不是西洋独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各个社会集团长期博弈的结果,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有历史厚度的概念。一个“分”字,接通了我们祖先以数千年血汗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人权、天赋权利、自然权利、公民权利,这些常用概念都有平等的含义。同时,这个概念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又占有首要地位,比权力更加显赫的地位。
中国社会始终不平等,权力的大小,决定着权分的大小。官家之分必定大于良民之分,良民之分必定大于奴婢之分。区别尊卑贵贱既正当又合法,无君无父属于大逆不道。我们传统的茶杯,也对应着“分”这个盖子。近百年来,打倒了皇帝,又砸了孔家店,家天下变成了官天下,茶杯和盖子都有变化,但核心结构依旧稳固。

 

附:吴思六人谈


上世纪90年代,我与吴思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交往模式,每次从天则所双周讨论会出来,站在方庄的车站上,讨论一个小时问题。没讨论完,经常车来了也不上。通常是他提出观点,然后用故事论证,让我反驳他。就这样,我跟吴思抬杠抬了好几年。《潜规则》中的那些道理和古代官场上的例子,吴思差不多给我从酷暑讲到寒冬,从寒冬讲到酷暑。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吴思会把这些话题系统化,形成一本书,而且是名著。印象最深的是,只要我往抽象里提炼问题和概念,他就打断,一定坚持还原成经验可理解的东西;坚持从常识中推导出公理,来推演那些元问题,也就是根子上的问题。这样讨论出东西,好处是推理实在,老百姓也能明白;但特别花时间,一个小时不够讨论一个细节的。多年后,我对吴思说,你这种方法很像胡塞尔和孔子的现象学方法,西方叫本质直观,东方叫实事求是(或格物致知)。
——姜奇平,《互联网周刊》名誉主编

 

我和吴思是在《农民日报》、《桥》杂志时的同事,80年代的时候他总是喜欢背着一个很搞笑的军挎包,到处去寻找事实的真相。1988年我们去过一次大寨,去看一个集体主义的典型在分散模式的时代是怎么解决的。他跟一般记者不一样,除了事件本身的真相之外,还探究社会结构的真相。我们直奔大寨,跟农民在田埂上聊。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听说有找农民的记者,就开车过来了,搬椅子我们坐。跟农民聊怎么能坐着呢,就都站着聊。
此人有国士风度,我当时私下认为是同事中能成大器的几个人之一。我对他的评价是“都市里的文化隐者”。他外表看着很漠然,实际上心很热。吴思有很多朋友,但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他是很孤独的,他不是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社会的问题。
——刘江波,触动传媒执行副总裁

 

他和李亚平是同学,都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都喜欢到历史中发掘教训。他发明的“潜规则”一词非常流行,一次有人向法国学者马克介绍说,这就是“潜规则”一词的发明者,马克问,“潜规则”是什么意思?吴思用英文回答,说是“隐蔽的规则”。这个词比较贴近生活的历史,让人浮想联翩,比如老百姓说的“猫腻”,古人说的“形格势禁”,还有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的“钱规则”,确实有很多隐蔽的规则。中国,兵法最发达,“兵不厌诈”的意思是: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这种东西,确实值得研究。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们做研究的人,对潜规则其中的意思都是知道的,这本来是一个学理的概念,也有相关的描述,只是我们都没有人用潜规则来概括。吴思把这个概念形象化了,潜规则一出来,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特别生动。他通过历史来分析,又呼应现代的问题,这样更容易把潜规则变成一个公众概念。吴思开出一条研究历史的新路子,不是很学理,但很有智慧,很有冲击力。这正是过去的历史研究缺乏的。
易中天也讲到一些权谋,但易中天的太简单化了。他们都说潜规则,但不同的是吴思对潜规则的态度是批判的,而易中天却在暗中有一种赞美之意,两人的取向不一样。当史学开始大众化以后,我们要考虑如何把握舆论的导向。我们应该让人民向善,而不是向恶。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吴思是个处变不惊的人,他不追社会热点,不像别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热点发言,他不做社会的跟班、不做市场的跟班,这一点很可贵。他始终保持着冷静和理性的态度,对社会有通透的认识,做什么事情都会找到自己的一套认知的方法,不受别人的影响。他也是个非常节俭的人,走哪儿都骑自行车,住的房子也非常破,不是他没有钱,而是他应对世界的逻辑,不赶时尚。有的教授、学者聚一起都是谈房子、车子,他不求这个。有一阵他严格按照养生食谱来要求自己,吃几个蛋白、多少卡路里、多少单位脂肪,他都能数量化。在中国繁荣论和中国崛起论叫嚣得让中国人自己大都相信的时候,在中国人多以为“这里就是现代性,就在这里跳舞享受”的时候,吴思从历史老人那里借来了“奥卡姆剃刀”,他那“片面的深刻”有力地拷问着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
——余世存,学者

 

吴思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他的概念萃取和创造的办法。大家知道,“潜规则”、“血酬定律”、“官家主义”这些概念,是吴思的萃取和创造,现在已成为流行语汇。可以说吴思丰富了中国语汇,深化了中国思想。有时我想,概念的萃取和创造,也许是衡量一位思想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没有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就萃取不出来有用的概念。没有学术思考的灵气,就创造不出来可以流行的概念。
治史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学究性的,去整理和还原历史的材料,另一种态度,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去研究历史,目的是解决今天的问题。吴思是有深切的现实关注的,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中国现实的运行逻辑,是为了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在这个意义上,吴思不是中国历史学家,而是中国历史思想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位中国历史的政治思想家。
——杨鹏,北京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所长

(采访/胡赳赳 邝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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