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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阵痛:难过的“世界工厂”  

2008-11-28 15:49:49|  分类: 《新周刊》每期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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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阵痛

难过的“世界工厂”

 

面临企业倒闭潮的传言,东莞市长不得不出来澄清。它是城市发展的中国标本,也是危机下的中国暴风眼。

 

文/何雄飞  图—阿灿/新周刊

 

2008年初冬,正午12点,38岁的王洪江一个人悄悄爬上了6楼天台。
他的左脚下是“特区窗口”深圳,右脚下是“世界工厂”东莞。他的对面,是合作了6年的生意伙伴深圳市恒强盛公司,这家研发出了中国第一只扁平显像管、通过了ISO9002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生产商,在11月7日立冬日的晚上突然宣布倒闭。
王洪江收到消息赶紧扑来,却只看到一封“告债权人书”和一排法院封条。恒强盛欠下他192.9万元的货款,这是供应商中最大的三笔欠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恒强盛至少欠下100余名供应商1600多万元的货款。
王洪江是安徽省天长市兴龙电子公司驻深销售员,按照公司规定,销售提成为3%,出现欠债个人须承担40%的责任,依此折算,王洪江一夜之间将负债80万元,他在深圳10年的血汗转瞬付之东流。
平湖镇鹅公岭村天鹅工业区上空的风有些凉,他在厂门口坚守了5天,一筹莫展,这一天,他没有吃早餐,也没有吃午餐,绝望像水一样漫上胸口,几乎让人窒息。
“193,快下来!别一时想不开呀!”有人发现了王洪江,这群来自湖南新化、广州、惠州、东莞长安、深圳宝安等地的供应商因为债务聚集在一起,彼此不以姓名而以欠债数目相称:11,39,50,180……
王洪江没有动,他试图“用生命的代价换取社会的觉悟,把借金融危机之名恶意骗取货款的老板绳之以法”。

 

不太平的工业区


恒强盛在立冬日的倒塌,不过是全球金融风暴背景下珠三角的一个残酷插曲。
早在10月,东莞合俊玩具厂、深圳宝安百灵达等电子厂、玩具厂、服装厂的相继倒闭,就已让人感觉到金融危机带来的丝丝寒意。
11月,天涯网友“我叫梁山伯”发表的万言书《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搔到东莞痒处,这篇被认为是“比较客观”的网文,引发东莞政府高层集体学习、研讨对策以及民间智库热议“东莞如何过冬”的热潮。“一九二九,怀中揣手;三九四九,冻死猪狗”,东莞的冬天似乎才刚刚开始。
东莞市樟木头镇银洋第三工业区,倒闭已经一个月的合俊玩具厂门前,一片空寂。经营出租屋生意的吴老板叠着手蹲在门口晒太阳。今年5月,他看到合俊“厂里人多生意好”,便在对面租下一栋民房,改建成50间单间,当时人满为患,每间能租两三百元,现如今,出租屋里只剩下合俊厂一个工人,“他请了律师要索赔,平时早出晚归去找工”,那些来自四川、湖南、广西等地曾经的租客,“已经打包回家”。吴老板改了招租牌上的价格:“长期出租,不收押金,120-150元(包水不包电)”,很快,他又调了价“80-120元(包水)”。价格虽然便宜,却只能吸引到少量远处的工人。
吴老板的隔壁,是一间挂着“转让”牌的电话超市,来自潮州的刘老板在这里开了两年店,“我有10台电话,以前一个月话费能打一两千块,现在一天不到两三块;以前一天卖水能卖三四百块,现在只有十几二十块。”刘老板准备再等两个月等厂重开,“如果做不下去,也只能是走。”在拐角处开米粉店的张老板则显得比较悲观,“前面一间饮食店刚刚投资几万块装修,开张不到两个月就倒了。我也是在关门吃老本,现在形势不好,去找个地方开店很好找,最怕就是厂子突然倒掉。”
在樟木头的沿途,到处都能看到“清债”、“办证”、“厂房租售”、“商铺转让”的广告招贴,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也是某某厂的倒掉。每年接近年关,东莞的工业区总会变得鸡飞狗跳。工厂倒闭,除了拖欠工人工资、甩给当地政府一颗烫手山芋外,通常还会拖垮产业链下端的一批小工厂以及一群供应商。
在天台上足足站了3个小时的王洪江,最终在当地街道办、派出所和政法委书记的劝说下走了下来,“李书记和我讲,你放心,我一定帮你跟踪到底,把这个老板绳之以法。说句良心话,谁也不想死,李书记提到老婆小孩的时候,我感觉到有希望了。”王洪江摸着刚刚打完点滴的手上的纱布,显得异常疲惫。
恒强盛老板孙国平在《致债权人的信》中这样解释工厂破产的原因,“在今年严酷的经济危机中,由于资金链断裂,迫于无奈选择不辞而别。原因有三:一是美金升值,订单下降,原本可以赚钱的出口产品变成了亏本的东西;二是原材料涨价,工人工资提高,将微薄的利润挤压为负;三是贷款难收,到处求爹喊奶,像孙子一样收款,夜不能寐,急出一身冷汗。”孙国平还说,“不少供应商都知道,我是一个癌症病人,为三四百人的生存操心实在太苦太累,如今金融风暴之际,生意特别难做,整天面对众多供应商追偿,原材料供应又不及时,生产时断时续,我只能选择放弃。”
但供应商们没有相信这位原本“忠厚”的“知识分子”的说法,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借金融风暴之名行“金蝉脱壳”之实的走佬计划。

 

小老板的过冬计划


肖功俊是东莞市大朗镇屹立印刷公司的老板。9月以来,他以一个小工厂主的身份,在广东几家报纸上发表《东莞10亿“利市”,拿出不易分配更难》、《谁来引领我们中小企业前行?》、《“求大”或会误导企业》等9篇评论,从而在东莞企业主中声名鹊起。在被“我是梁山伯”于《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一文中致敬之后,他欲以“我是祝英台”撰文回应。
下午5点,肖功俊的工厂便已歇工,他开着黑色别克将在艺术幼儿园上学的女儿接回办公室后,抽起“五叶神”来,偶尔接到催货的电话,他便耐心解释。
“今年特别难做,去年开始难,今年特别难。我的厂,今年经营的困难主要是水灾,我这里就损失了100多万元。”2000年,在中央级研究院做过电子工程研究的肖功俊创办了这家小印刷厂,8年来他只有四个月出现过亏损,“2007年一个月;今年2月份过春节,生意非常差;再一个是六七月份,6月是因为水灾,7月份是没定单。”
肖功俊的印刷厂主要是给一些电子厂做包装盒、说明书、吊牌,处在产业链的下端。从去年5月开始,他开始明显感觉到生意难做,竞争者增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原材料价格、劳动成本上涨导致成本增加,“就算有订单也很难做,因为做下去是亏损的。即便帐面不亏,但是货款不能及时回笼,风险太大。加上现在经济环境、法制环境非常不好,动不动就遇上走佬,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损失,去年一次,今年有两次”。
今年,就在肖功俊所在的沙步土地坑工业区就有七八家皮革、电子厂倒闭,“有些是山寨工厂,有一家从水灾到现在都没有开门”。
肖功俊从几个细节感觉到金融海啸对东莞的影响。一是厂里的工人越来越多请假,理由是“弟弟或者亲戚的厂倒闭了,要到车站送他回家,以前没有这样的请假理由”。二是大朗汽车站的返乡潮提前到来,“以前这个时候回湖南邵阳是134块,现在回家的人多,票价涨到了220或230块,跟过去春运一个价。”
原材料涨30%、工人薪资涨40%、订单缩减30%……压得肖功俊喘不过气,纸张从去年年初的每吨6300元左右,攀升到现在每吨约8000元。劳动力成本由去年的每月七八百元,涨到现在的1200元左右。印刷厂的利润比去年下降了5成,以前效益最好时每月能赚10多万元,如今只有两三万元。
东莞市长安镇荣发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陈秀鹏已经4年没有出去旅游,一双皮鞋穿了一两年没换,“一是忙,二是做生意难挣到钱”。为了节省开支熬过经济危机,他将厂房里的三根灯管拆成只剩一根,对工人宿舍用电也用电表控制,自己24小时待在厂里,许多事情亲历亲为。
东莞市长安镇祥宇五金厂的老板易冰也发现,因为金融危机,身边的许多同行变得小心翼翼,“很多人有生意都不敢去做,都是怕自己拿材料帮别人做了,几个月后收不到钱。”他所在的五金业,许多工厂处于半停厂状态,有的正大批裁员,“反正快到过年了,有些工人宁愿回家待两个月,看看外边的情况怎么样再决定是不是出来做工。”
计划一:减少人数,身兼多职。比如让文员兼职管理仓库,会计兼职人事经理。计划二:老板亲自抓采购,将采购销售两头各吃5%回扣的额外成本削减掉。计划三:或者学习日本企业生产管理方式提高生产力,或者干脆“冬眠”,或者缩小规模,将500人减成100人,留下一二十个骨干搞技术,关闭生产线转做贸易,订单照接,转发给其他工厂生产,减少风险。计划四:上下游几个工厂合成一个进行生产,不合并不重组,你还算你,我还算我,但这样可以省掉租金,节省生产成本,风险和利益共担,等经济转暖,就可东山再起。计划五:引入阿里巴巴的“三企互保贷款”,三家企业联合起来一起贷款,如果一家企业出现了风险,另外两家一起承担,这样几家企业“抱团取暖”能减少风险促成紧密合作。
肖功俊对2009年的预期是“前途迷茫”,“2009年能不能好就看7月,因为圣诞节和感恩节的产品生产旺季都是在7月至11月,如果7月份没有圣诞节的好消息,没有显示出转暖的迹象,那就麻烦了。”

 

谁的东莞?


“东莞到底是谁的东莞?是160万人的东莞,还是1200万人的东莞?现在在东莞的1000万产业工人没有幸福可言,这里除了宿舍就是工厂,连家都没有,这是个问题。”
肖功俊所担心的是,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一代打工族能吃苦耐劳,生于八九十年代的新一代打工族已经“靠不住了”,“家里要是受点委屈,还可以找村干部评理,在东莞打工经常要吃哑巴亏。东莞这座城市也非常困惑,留人也不是,不留也不是,如果全部走了,剩下一堆工厂土地,怎么办?”
天涯网友“摩陀”写道:“我在东莞待了六七年,见证了这个城市的部分发展,没有家的感觉。经济衰退潮来临之际,民工兄弟姐妹在常平火车站返乡,昔日各镇区熙熙攘攘热闹的景面也变得肃静起来,秋意正浓,冬天来了,我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做好防寒措施了吗?”
来自四川南充的打工诗人、农民工人大代表郑小琼是众多打工者中幸运的一位,但她并没有东莞户口,也完全支付不起在东莞买房的首付。7月份,她辞去上海铭好贸易有限公司东莞销售业务员的工作,不再推销丝攻、铣刀、螺纹塞规和搓丝板,转而参加广东省作协一个扶助农民工写作者的学习项目,“我并不认为东莞经济的冬天来了,我反倒认为这给东莞企业的升级带来了机会。现在说东莞的冬天来了,还有点早,可能在过完年后,才是真正的冬天,还会有相当多的企业比现在生存更为窘迫”。
她依然清晰地记得,2001年刚到东莞,她就被莞樟路一带借招工幌子骗人的工厂所骗,而她刚到一家家具厂上班才三个月,就遇到了“9·11事件”对东莞家具业的冲击,郑小琼成为被裁员的员工之一。她的东莞8年,基本在工厂里度过,六年在东坑镇,一年在常平镇,待过塑料厂、玩具厂、家具厂、鞋厂。“这8年是东莞极其兴盛的8年,对于东莞,我一直深怀感情,现实中它给我的内心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愉快,我把青春丢失在这个城市,时间会把这座城市慢慢融入到我的骨肉,这种融入的过程是尖锐的疼痛,也是一种无奈的心酸,我想我的感受对于这个城市的农民工来说是相同,我们也许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留给我们加班、低薪的不愉快,但若干年回过头看,你在这个城市遇到的不幸与苦难,幸福与喜悦,都会是另一种风景。”
郑小琼说,东莞的“打工诗人”群体,大多是工厂里的文员、拉组长、内刊编辑,他们每月能拿到1000多元,混得好的,慢慢进入了广告公司或工厂管理层。她并不愿意将8月1日因无法支撑房贷重负而选择上吊自杀的吾同树归入“打工诗人”之列,理由是“他2005年毕业来东莞工作,便将户口由单位迁入东莞,两年又开始供房。而我或者刘大程、陶天财等‘打工诗人’群体来东莞8年以上,连在这里买房的可能性基本都没有,‘打工诗人’中大部分都没有迁户,也不可能供房”。
“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这是令郑小琼成名的其中一首诗。
很难说,选择自杀的“东莞诗人”吾同树是被金融危机所累,还是失业所累,总之,他在离开人世之前写下了这样一首名为《消失》的诗:“物质坚持物质的腐烂/梦在无形地蒸发,一切在缓慢地/消失,于相近或遥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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