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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创办于1996年8月18日,十二年猛进,已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最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 《新周刊》由广东出版集团、三九企业集团联合主办。 《新周刊》每期128页全彩印刷,每月1日、15日出版,零售价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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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特别放送之“我与《新周刊》”名人系列访谈之:张颐武  

2006-07-28 16:44: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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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新周刊》是都市中产身上的牛虻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化评论家,曾于总第224期《新周刊》封面专题《软中国:一个国家和它的文化软件》时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发表“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的观点,引起广泛争议。
 
《新周刊》:谈谈你和《新周刊》打交道的过程?
张颐武:由于所谓的“关于孔子和章子怡”的问题,我和《新周刊》的关系最近非常引起关注,(笑)我觉得还给《新周刊》扩大了影响力。孔子和章子怡的事情,我觉得很意外,现在看来大家都明白了我和《新周刊》都是无辜的,现在事情都过去了,但是说明《新周刊》和我的渊源还是很深的。我和《新周刊》很多年来都是很好的合作,和封新城等都是很好的朋友,来来往往好多编辑和我都有很好的感情。

《新周刊》: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新周刊》的?
张颐武:很早了,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它就开始有一些的活动,一些事情发生,引人瞩目。比如批判中国电视等等,那些事情都是很有趣的。它以一种新锐的姿态出现,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前卫中等收入者刊物,有一些波西米亚风格,一开始它的定位就非常准。

《新周刊》:怎么评价《新周刊》?
张颐武:《新周刊》的成长就是中国都市文化成长的一个见证。此前中国都市文化除了在旧上海有过一段以外,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因此《新周刊》对于中国人都市性格的建构起了很大帮助,我觉得《新周刊》就是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都市文化开始成长起来的。都市文化的成长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新周刊》恰恰是创造中国人都市性格的一个刊物,十几年它做的事情就是给中国人营造一个都市性格的过程。因为中国都市文化的成长一直处在一个被压抑的状态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面,中国没有发展出来一种健康的面向未来的都市性格,《新周刊》比较善于寻找刺激点,以一种比较前卫比较机敏的风格,反映都市人的性格,它不断地关注城市、电视啊这些关系到都市想象力的东西。
从民国时期的旧上海开始,中国都市文化一直有它不合法不合理的地方,再加上中国民族深重的危机,中国人有很深厚的民族悲情,这时候都市文化就变成了一种奢侈的没有意义的文化。这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历史悲情已经离我们远去了。这个时候《新周刊》的出现就恰逢其时,把中国人的都市想象展开得特别清晰,它前卫,有一点幽默感,特别机敏,这些特点正好是都市性格营造的特点。再一个是它以话题为中心来看问题,不断地营造话题,永远以话题来推动杂志的运作,它不是以事实的深度报道和热点的追踪而见长的。它不断地刺激都市中等收入者的想象力,都市中等收入者靠《新周刊》不断地刺激起自己的想象力来,就像都市中等收入者的牛虻,让中等收入者不断向前走。

《新周刊》:《新周刊》人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张颐武:《新周刊》人都有一种梦想家、狂想家的气质,封新城本来是一个诗人,他们有一种非凡的想象的能力,总是试图在时代的前端发言。

《新周刊》:谈谈10年来中国文化评论界的变迁?
张颐武:一方面专业的评论者更专业了,现在中国培养出很多好的视野更开阔的批评家和文化评论者,中国文化评论者见的世面比以前大多了。现在面临的有趣的地方是随着博客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是文化评论者,韩寒说每个人都是作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权去评论了。这个时候整个专业的文化评论正走向更成熟、更理性的发展,以前的拍板子乱骂的可能也有市场,但慢慢的这些东西会被清理掉。对于主流的文化评论来说,大家理性的程度提高了,1995、1996年的时候大家对文化问题的激愤是很严重的。现在随着评论的品位提高,大家都平和了,火不是那么大了,这火气被博客拿走了。我相信现在会慢慢培养出像《纽约时报》弗里德曼一样的评论大家。

《新周刊》:10年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各种文化现象如超女、博客、韩寒现象等层出不穷,你如何看待?
张颐武:我本来的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文学研究,1990年代初的时候,我还是一名年轻的老师,被派到成人大学去上课,那里的同学对经典文学不感兴趣,在课下就问我关于当下流行文化的东西,比如《渴望》,比如《北京人在纽约》等,他们让我作出解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去关注这种文化,从文本出发,从文本和公众的关系来研究。我觉得必须对生活本身的变化作出分析研究,不重视这些,你就失去了对于这个时代本身的一个把握。所以我的工作是试图在今天的背景下阐释这些现象,这也是我工作的一个部分。

《新周刊》:怎样看待那场关于孔子和章子怡的风波?
张颐武:媒体希望专家说话,因为当下的中国有太多新的现象需要解释。但同时似乎也有许多人希望专家说错话来满足一种快感,把学者漫画化,从反面来期望专家比普通人更无知,于是弄出许多可笑的乌龙事件。这当然并不理性,但的确也是当下的景观。我和《新周刊》这个例子是唯一一个被网民这么猛烈抨击以后,最后还可以把意见准确传达出去,被公众充分理解的例子,而其他的类似例子都是以把对象打得落花流水为最后收场。这说明平和的理性和对于他人意见的充分理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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